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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与葛淑珍的乡村婚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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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老规矩。如果到了婚嫁的年龄而不娶或不嫁,在农村是要被人笑掉大牙的。本山从舞台那个虚幻的世界回到了生活的大舞台,成了凡夫俗子,婚姻问题也自然成了亲属们关注的大事。在本山的老叔家,五奶和本山提起了这件事。五奶说:“本山呐,你也老大不小了,老这么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啊,得成个家了。”

其实就年龄而言,本山的年龄也就是十八、九岁,用现在的话说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但是在当时的农村,早婚早育是相当普遍的事,即便是现在,早婚的现像也很严重。所以十八、九岁也就算得上是大龄了。

本山说:“我这不是挺好吗,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五奶,我不找(对像)。”

本山的老叔说:“跑腿子(光棍儿)的日子不好过,没人给洗衣服、做饭的,不行。”

本山说:“我自己养活自己都有困难,再添一口人,还不得把人饿死呀。”

本山老婶说:“我娘家石龙老葛家的老姑娘可不错,人能干,又老实。”她没说人长得怎样。

农村人的婚姻讲究实际,看重的是人品和身体,相貌倒在其次。因为咱不吃模样、嚼模样,过日子还得来真格的,下地干活儿、喂鸡喂鸭,还要养活孩子,并不比男人少干多少。像林黛玉那样中看不中用的,在农村是没有市场的。

老婶说的那个丫头叫葛淑珍,比本山小一岁。巧的是她和本山一样,也是个苦命人,爹妈都没了,哥哥、姐姐都结了婚,自己一个人过。五奶听说老葛家是个正经人家,就说:“我看挺好,跟那边通个信,咱定个日子去相看相看。”

本山没言语,这样重大的事他不能自己做主,得征求干妈、干爸的意见。

第二天收了工,他就来到我家和妈商量这事。妈很赞成这件婚事,她说本山:“咱庄稼院娶媳妇,主要是过日子,模样丑点俊点不重要。老人常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只要能实心实意过日子就行。”

我也劝本山:“你书不能念了,戏也不能演了,老这么打游击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成个家,也有个说话的人。”

爸也说:“也不小了,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从我们家走后不久,本山就由老叔和老婶领着去相看,双方都没啥意见,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既然两头都没牵挂,干脆就早点把事办了。

妈听说本山要结婚了,非常高兴,马上筹划着给本山送点什么。核计来核计去,还是决定做一套被褥最实惠。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被褥早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奇缺,什么都是定量供应:布票、棉花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酒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人们的最低需求供应的,没有一点的余份。如今,这些票证之类的东西早已成为了文物,每当我到商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时候,还常常想起过去的情形。是呀,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理由不满足。

我们家八口人,供应的票虽然不少,但仍然不够用。我和弟弟两个人扯一床被,下面连褥子都没有,就睡在炕席板上。早晨起来,浑身都是炕席花。两个最小的弟弟常为争被打仗,他说他冷,他说他也冷,互不相让。就这样,妈从我们的身上省下一些布票和棉花票,以备急用。为了给本山做被褥,妈把积攒下来的布票、棉花票拿出来,又从邻居借了一些,总算凑够了数。妈把钱和票用手绢包好,步行五、六里地到供销社买来了布和棉花。回来后又一针一线地缝。足足忙了三天,一套新的被褥做好了。妈看着被面上的大红喜字,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结婚那天,我和妈都去了。在本山家,我第一次见到了三嫂葛淑珍,当时给我的印像是相貌一般,性格内向。即便是这样,嫁给本山也是属于“下嫁”,如果不是她,本山还不知道要再打多少年“光棍”呢。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渐渐了解了她淳朴、憨厚和勤劳的一面。她非常能干,上山打柴连小伙子也不是个儿。

说起本山的新家,实在是寒酸得很。确切地说,那算不上是一个家,只能算是一个睡觉的地方。那是租的人家的一铺北炕,挂上一个幔帐,就成了两人的世界。南炕的那边,还住着另一家人。本山的洞房花烛之夜以及他的蜜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在住房紧张的农村,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七、八十年代。但是,简陋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造人”热情,中国照样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婚庆习俗往往最能表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在欧洲新婚的男女手牵着手,在《婚礼进行曲》中步入教堂。仪式庄重、神圣;南美洲的婚礼载歌载舞,场面热烈、喜庆。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也有着千差万别的婚庆习俗。但是,所有的习俗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mdash;那就是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什么仪式也搞不成。在七十年代贫穷落后的中国,有多少人和本山一样,像动物似的完成了两性之间的结合。把人类这一最美好、最神圣的时刻,变得无奈、乏味。

说起来很有意思,那天新娘接到家以后,他这个新郎却拎着把斧头上山砍柴去了。不知道他的内心里怎么想的,是想向老婆表示一下自己过日子的能力和信心?还是发泄一下对自己的这种狼狈的处境强烈的不满?我不得而知。当看到他背着一大垛柴禾回家时,人们露出了惊异的表情。是呀,新婚之日上山打柴,这恐怕是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听说过的事。不平常的人,总是会做出不平常的事来。第二天,他就和其他社员下地劳动去了,没有婚假。

本山在这个新“家”住了一段时间,又搬了几次家,直到1979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1979年,葛淑珍生下了女儿小芳,本山便又多了一个“职称”–父亲。这时本山刚过二十岁,在他那不太健壮的肩膀上又加上了一副担子。小芳一直生长得很健康,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本山和葛淑珍的这段婚姻,维持了大约十几年的光景。应该说,在这几年中,三嫂葛淑珍对本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她一个人包揽了家里全部的活儿,既要种地还要照顾孩子。正是由于她的勤劳能干,才使得本山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艺事业中,从而取得了成就。

葛淑珍和本山离婚后,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2002年春节,她还特意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三嫂是个性格非常直爽的人,我上她家去她给我做菜,做几个算几个,不管单双。我们那儿有个习俗:招待客人的菜不能是单数,单数意味着骂人。三嫂不管那套,做完了菜就让我们开“造”,还陪我们喝上两盅,我也就入乡随俗了。实际上,民间的很多习俗都是人们用来束缚自己的,其中有一些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却有很多的人甘愿受这样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她虽然和本山离了婚,但却从不说本山一句坏话,甚至连一句埋怨都没有。当然本山也很好地安置了三嫂,在铁岭留下了房子,还在大连给她买了房子,让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葛淑珍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虽然她身上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不足,诸如寡言少语、没有文化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尊重。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勤劳坚强、善良仁义、任劳任怨、胸襟宽阔。在本山最困难的时候,她来到本山的身边;当本山辉煌以后,她又默默地离开。

三嫂是个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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