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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枫:他的书写指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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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朗率真和风趣幽默,是这位学者官员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整个下午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他始终笑容满面、妙语连珠,语言充满鲜明的个性和对老百姓幸福生活的热望。


  作为官员,张枫主持的是号称“天下第一难”的人口计生工作,近几年来成绩斐然;作为学者,他担任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被誉为“广东当代性学第一人”;而普通读者最熟悉的则是他一手创办的延续至今、影响深远的全国(广州)性文化节,他编著、出版的《夫妻性百问》、《现代婚性孕育大辞典》、《枫哥说性》等二十多部著作,还有他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千余篇文章。


  学者官员的阅读人生


  能有这样的学术成就,张枫却笑称自己原本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计生工作和性学扯上关系,他早期与书结缘,也是“阅读改变人生”的典型故事。小时候,张枫在淮阴农村跟着奶奶生活,就读于公社中学,到十四五岁回到广州父母身边读书,没多久,就遇上了知青下乡,“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我们没读到书,就被叫做知识青年”。乡村、部队、工厂、机关……不断改变的环境使他深深感觉到知识的重要性,从《应用文写作》、《新闻写作》这样的实用工具书开始,他一边阅读一边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豆腐块”,渐渐地,阅读成了他最大的爱好,“现在每天都要看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书,不读书看报就睡不着觉”。


  张枫家中的书房大约十平方米,三面墙都是顶天立地的木质书架,除了世界各国性学、人口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不少历史小说和期刊杂志。光是报纸杂志,就订了十几份,从《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到广东几大报应有尽有,简直像个小小的阅览室。大床边也是书架,床头柜上摆满了书刊,方便张枫靠着被子,半躺在床上看书。“人家是在书桌前坐着看书,可我养成了在床上看书的习惯,改不了,老婆笑话我是\’抱窝鸡\’,我就跟她说,\’被窝子\’工程很重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幸福。要像抓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工程一样抓好群众的被窝子工程。”


  工作的繁忙,挤压着张枫的阅读时间,几十本著作、上千篇文章的写作必然要花费大量时间调研和查阅资料,于是人们常常能看到他腋下夹着厚厚一叠书报匆匆走在下班的路上,节假日他也泡在了图书馆。每次出差,张枫总是提着个小箱子,里面没几件换洗衣服,都是书。在飞机上、在出国考察的间隙里,他也见缝插针地读书。前年省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考察当地人口政策,张枫又背了一包书刊上飞机,原因是广州工作太忙,出差能好好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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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书为百姓谋“性福”


  二十多年前张枫刚刚从企业调入计生委工作时,也曾有过一段“想不通”的时间,是在下基层调研的过程中他才真切感受到中国老百姓那强烈的生育愿望和薄弱的性知识。于是,他在抓计生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性科普宣传,搞知识展览、编写专著、参与创办并主编优秀的科普杂志《人之初》、担任中山大学等7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作学术讲座和专题报告380多场次……在这些过程中,他也承受过不少的误解与非议。


  1990年,时任省计生委宣教处长的张枫参与筹办《人之初》杂志,一次去香港出差,他买了好几本性学著作、图册带回来,结果被海关人员当作“黄书”给扣了下来。张枫跟对方辩论了很久“工作用书”与“黄书”的区别、性教育与性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终于说服了海关人员,把书带了回来。


  1996年,张枫出版第一本性学专著《夫妻性百问》时,将手稿拿给妻子看,妻子竟将书稿藏了起来,觉得他作为官员,不该写“这种书”。张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开导妻子,才让她理解自己是在做一件让老百姓受益匪浅的伟大工作。后来,这本书再版了6次,获得第二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并被联合国人口基金纳入推荐书目。


  2009年第七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开幕期间,张枫主编的一套10本性教育系列书《枫哥说性》成为全国谈论的焦点话题,这套书用卡通人物导读的方式从十个方面讲授性道德、性科学、性保健等话题,风趣严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然而当媒体以“出书教人做性事”的标题来报道这套丛书时,张枫80多岁的母亲深感不安,直到张枫专门送书给老人审阅,老人才算放下心来。


  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张枫保持着一贯的乐观,仿佛那些误解与尴尬都只是笑话数则。他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够让人们正视性文化、重视性道德、懂得性科学,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他的阅读与写作也都服务于这一崇高的事业。如今,广东的性科普、性教育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张枫欣慰地说:“我最自豪的就是,从事人口计生工作和性教育工作20年来,广东少生了3000万人,为广东的发展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我最最担心的事,是性病艾滋病防治问题,这可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


  书房主人


  张枫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广东性学会会长,第六届中华人口奖获得者


  书房二三问


  信息时报:您平时喜欢看什么书?


  张枫:除了关注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性学方面的最新著作之外,我还喜欢看杂志,尤其是一些广受人们喜爱的文摘类期刊。我做过《人之初》、《南方人口》的主编,所以特别关注国内期刊。另外我也喜欢看古典小说和人物传记,最近在看《朱元璋传》。


  信息时报:1999年你曾被中宣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科协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十年后又荣获中国人口领域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那么从科普的角度你觉得现在性科普方面的图书现状如何?


  张枫:当我编《夫妻性百问》、《与青少年朋友说性》、《与新婚夫妇朋友说性》、《与中老年朋友说性》等书的时候,新华书店还很少有性科普书,2005年以后这类书就渐渐多了起来。这说明人们的观念在不断改变,越来越正视这些与自身健康幸福息息相关的问题。我的想法是,编写这类书首先要保证科学性、权威性,还要通俗易懂,老百姓爱看,才能起到教育意义。不久前江苏一位领导干部到农村调研的时候,随便问了妇女们一些关于人口政策和优生优育的问题,她们居然全能答上来。再一问,才知道她们是看《人之初》学到的知识,这个杂志每期出版的时候,她们都去买来看,连电视剧也不看了。一本科普读物,要让群众喜闻乐见,愿意去看,才能起到好的教育作用。这也是我编写《枫哥说性》这套书时,尝试用漫画和文字配合起来,用卡通人物“枫哥”第一人称跟读者讨论的这种方式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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