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成为公务员之后，姚畅的生活突然放松下来了。
变成国家公务员以后，姚畅的生活忽然放松出来了。原先在公司的情况下，她常常加班加点，要让老总看见自身每分每秒都是在创造财富，有时腰酸背疼到确实坐不稳了，想站立起来在办公场所与同事们聊一会天，但每一个人手里都是有自身的事，不太好打搅他人。如今总算不用那麼绷紧，“循规蹈矩地实现自身手里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她是“鄙视链最底层”的乡镇公务员，碰到焚烧秸秆期或疫情防控，必须挨家挨户和农民沟通交流、帮助做Dna，“进到到私企才发觉，以前说的‘服务于人民’真不是开玩笑的，这种事便是必须大家基层公务员不顾一切地去做。假如我一直在私人企业得话，追上新冠疫情应当早已居家办公了;但如今我已经持续40多天没怎样歇息了。”
考公是姚畅34岁那年几乎唯一的选择——她失业了，找其他工作也并不顺利，而国家公务员的绝大部分岗位都只允许35周岁及以下的人报考。对姚畅来说，留给她上岸的时间不多了，只能“考上哪里算哪里了”。于是，从2020年初准备考公务员到2021年8月最终上岸，姚畅总是在周五晚上下班后赶往高铁站或者飞机场，辗转各个城市参加公务员考试。
在考公圈，姚畅这样的人被叫做“全国巡考”。
35岁
正是疫情，把姚畅拖入了漆黑一团、不见天日的海底。
2020年之前，她是一家港资外贸企业某分支机构的行政主管，手下有12个职员。每天早上，她会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化好全套妆容，给衬衫或西装搭配上不同花色的丝巾。疫情发生后，她所在公司裁撤掉全国十几家分支单位，辞退了两千多名员工，姚畅也在辞退名单之列。
失业之初，姚畅还信心满满地打算找个更好的工作。她在外企待过六年，觉得以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胜任更有挑战性的岗位。但投出去的简历大都石沉大海，只有一家德国企业给了offer——那是一个位于江苏某二线城市的基础行政岗，不仅需要她背井离乡、自付房租，待遇和职位也远不如从前。
刚开始，姚畅还在想是不是自己简历打磨得不好，于是她找来大学同学、前同事们帮忙改简历;后来，她又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经验一直局限在家乡这座北方四线城市，和南方一二线城市的求职者比，经验和能力都不具有竞争性。随着希望一次次落空，她终于接受了那个她一直以来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作为将满35岁、已婚未育的女性，她基本已经被求职市场淘汰了。
其实在失业之前，姚畅就注意到，原公司35岁以上的女性几乎没有晋升空间了，“我当时做到行政主管，基本也就到头了。”姚畅想到，不如破釜沉舟去考公务员。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和中年失业一起到来的，还有婚姻破裂。
姚畅的丈夫在体制内工作，他无法接受妻子失业后在家里全职备考。“他很要面子，单位里如果有人问他妻子在哪里工作，他觉得说我是一个无业人员很丢脸。”现在回想起来，姚畅觉得，失业，可能是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没多久，她和丈夫离婚了。
在这之后，她度过了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每天睡醒了就哭，哭着给我在北京的闺蜜打电话，还不敢打太久，怕耽误她工作。”有半个月的时间，她只喝水不吃饭，“行尸走肉一样”。她查了情感挽回机构的电话，曾想过花一笔钱挽回前夫的心，但仅存的一丝理性让她最终没有输入支付密码。她每天在网络上疯狂刷同样离婚失业女性的故事，并且加入了一个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互助群。在群里，她看到有太多丈夫出轨、小三挪空家产的惨痛案例，也不乏很多单身妈妈在老公劈腿后独自带娃考公上岸的励志故事。“职场对35岁以上的人太过冷酷无情，婚姻也未必是避风港”，姚畅觉得，自己必须振作起来。
她搬回了父母家，找了一份月薪两三千的临时工作——在一家机构做客服人员，“我不能一个人待着，必须和别人接触，不然就会一直陷入回忆里。”这份工作需要她每天微笑着接待顾客，即便是假笑，也要表现出开心与喜悦。“表情管理也是一种洗脑，我想让自己彻底接受，我的人生没有失败，只是暂时遇到了挫折。”姚畅说。
救命稻草
考公，成为她在至暗时刻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姚畅永远记得，离婚的时候，前夫曾放出话来，如果她能考上公务员，自己就横渡太平洋。
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拿起过书本、参加过考试，姚畅家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她索性清理了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用丝巾把镜子蒙得严严实实，坐在过去每天化妆的梳妆台前学习。学不下去、压力大到情绪崩溃的时候，她就用马克笔在纸上狠狠地写道：“你哭有用吗?哭就能多答对一道题吗?!”“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和姚畅一样，靳敏也选择了在34岁那年回老家考公务员。
这之前，她在北京一家地产广告公司深耕多年，离职前已经做到了管理层。但从2017年开始，靳敏就经常因为加班久坐而腰腿酸痛。一开始，她没放在心上，这样挨了两年后，原来的酸痛发展成为放射性剧烈疼痛，又发展到左下肢麻木，她才去北京301医院挂了专家号。主任医师对她说，要尽快手术，“医生说我已经拖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如果继续麻木下去，神经损伤会越来越严重，我的左腿最后甚至可能再也抬不起来了。”
手术后，靳敏卧床在家办公。她突然发现，在这座偌大的城市找不到一个可以照顾她的人。
“因为地产行业很忙，我的身体状况无法让我再从事这个行业了。我知道35岁之后很难再找到工作，又没有婚姻家庭可以依靠，所以必须为自己的将来打算。”2021年，“双减”政策一声令下所带来的教培行业大震动，也让靳敏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感，眼看大量失业的中年教培人走投无路，她觉得自己所在的行业也很可能朝不保夕。多番考量下，靳敏决定回家考公。
回到老家，靳敏重新和父母住在了一起。父母的唠叨、考公的压力、身体的疼痛、对未来的迷惘，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汹涌袭来。低落许久后，靳敏患上了躁郁症。她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发出一点声音，“我只是借住一间卧室而已，他们最好当做没有我这个人存在。”
因为靳敏的生日在1988年的上半年，所以她理论上只有2022年一年的考试时间了。为了增加胜算，她也会报考家乡周边城市的岗位。一次从外地考完试回来，已是深夜，靳敏进了家门，发现门厅的灯还亮着——那是已经睡下的父母专门为她留的。但这更让她烦躁，“我讨厌别人为我留灯，讨厌他们还对我有所期待，他们能不能就当我不存在?!”
阴魂不散的负面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挟持着靳敏，她深知近几年公考竞争无比激烈，她厌恶自己不够自律，但身体和心境又让她无能为力，“人过了35岁之后就该去死了。青春年少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有希望，但现在就觉得，国家应该不需要我这种废柴吧。”
谢真真则是因“双减”而失业的上千万教培老师中的一员。2021年7月之前，她在自己生活的这座南方省会城市担任一家教培机构的初中语文老师，工作时间灵活自由，月收入可达两万元。7月之后，“双减”政策和所在城市愈演愈烈的疫情如釜底抽薪般终结了教培行业。失业后的她，成了一家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目前，她在努力备考这家单位的编制，同时准备所在省份的公务员考试。
“孩子才两岁，未来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我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有985硕士学历的谢真真算是个标准的“做题家”，但去年12月份，初次参加省考的她却落榜了——她所在省份的公务员报名人数达到451496人，比2020年整整多出了十几万，而实际录取人数只有9536人。最热门的省委办公厅一职，共有650人角逐仅有的一个名额。
激烈的竞争让谢真真打算“长线作战”，而所谓的“长线”也仅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一天晚上在做申论练习题的时候，她看到作文材料里“夜色难免黑凉，前行必有曙光”这句话，忍不住鼻头一酸，落下泪来。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哭可以，但在考场上千万别把眼泪滴在答题卡上。”
上岸
姚畅清楚地记得，在一年半的备考过程中，她哭过无数次。其中，最歇斯底里的情绪崩溃，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因为她午睡多睡了半个小时。那时，姚畅制定了具体到每一分钟的备考计划：每天早上4：30起床，听新闻联播、看常识判断，背诵数量关系和资料分析的公式，接着做一组速算题;中午在单位的一个半小时休息时间，她会花十分钟吃完饭，趴在桌子上睡半个小时，醒来后做一组图片推理题;晚上回到家再练习申论写作，直到凌晨一点。
她每天靠着喝红牛、灌咖啡“续命”。但即便再努力，她也明显感觉到，在这个年龄，记忆力大不如前，除了不断重复没有更好的办法。
一次午休，姚畅睡过了头，一直睡到下午一点半的上班时间。醒来后，她直接跑到单位洗手间里放声大哭，“因为我每分钟的时间都是计划好的。如果多睡半个小时就会少做几道题、少记几个知识点。”
为了全力备考，姚畅卸载了手机上所有与考试无关的软件，只保留“学习强国”“人民日报”、用来储存复习资料的“百度云”，以及用来掐点儿计时的“番茄时钟”。她屏蔽了一切社交，失去了很多朋友，“就像一只漂泊在海上的孤舟，完全脱离了人类世界”。
第二次大崩溃发生在她得知自己笔试考了第一名，但只比第二名高了一分的时候。
查成绩时，页面出现的那一刻，她先是用双手捂住眼睛，等鼓足了勇气，才慢慢张开手指，从指缝里看到自己的准考证号对应的排名。接着，她让身边的朋友咬了自己一口，刺骨的痛感证明这一切不是梦境。随即她哭着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妈妈自己笔试考了第一名，但叮嘱妈妈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只比第二名高一分。这意味着，她很有可能在面试中被逆袭翻盘，她不想让太多人关注她考试中的阶段性胜利。
姚畅觉得，备考公务员以来，很多亲戚都在等着看她的笑话。有时姑姑来串门，看她闭门不出在家里复习，会“阴阳怪气”地说，“还学着呢，出去转转吧，心情不好能学得下去吗?”
小城风气保守，敬畏权力，总觉得一切和政府有关的考试都是“靠关系”，“他们说我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还异想天开什么啊。”
因为报考的岗位只招一个人，加之笔试优势微弱，担心被逆袭的姚畅报名参加了本市一个高价公考面试培训班。准备公考以来，姚畅把自己从前公司离职时拿到的十几万赔偿金全部用来报学习班和买资料，“我年纪大了，没时间像年轻人一样去找资料、收集信息。我试错的机会太少了，所以宁愿用钱去买我的时间和精力。”
姚畅记得，面试培训班“整天哭声一片”。每个考生都是千辛万苦走到了这一步，担心与上岸机会失之交臂。培训班要住校，她早上5：30开始晨读背知识点，晚上自习到深夜10点才回到宿舍，继续和她的室友进行模拟面试。这里没有生活，所有人谈论的一切都是关于考公。
食堂可能是培训机构里氛围最轻松的地方。但姚畅也看到过，有个女生正吃着饭眼泪就流下来了;有时，姚畅和考友们会边吃边聊到那个报考自己岗位的第二名现在正在做什么：也在吃饭吗，还是在背东西，会不会比我更努力?想到这里，赶紧扒拉两口饭，继续去背书了。
“所有人都是特别想要赢的状态，前面大家付出了太多努力，但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松懈。我们考公的人有一句话：备考，就像是在黑暗中洗一件衣服，只有上岸的那一刻才知道你的衣服早已在千百次的揉搓中洗得光洁如新了;但是在黑暗里，你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洗干净没有。”姚畅说。
姚畅无比羡慕她的室友——一所211学校应届毕业的硕士生。这个女孩子曾经考上了北京某事业单位，但因为不想和男友异地，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在努力备考男友家乡的公务员。“她是个学霸，还是学生会干部，又那么年轻，有好多机会、好多岗位可以报考。”
对姚畅来说，年近35岁，虽然还有考公资格，但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岗位。这两年，公务员考试愈发保护和青睐应届毕业生，绝大部分岗位会明确标注只允许应届生报考。比如2021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2.57万人，但其中有1.5万个名额用于招录应届毕业生。
姚畅透露，2021年的省考，她只有两个本市岗位可以选择：一个是市政府的“香饽饽”岗位，她不敢尝试;还有一个，是乡镇基层岗位——处于公务员系统鄙视链的底端。
压力之下，有的人会不失时机地打起“心理战”。有些“手眼通天”的考生能通过人际关系打探到同一岗位竞争对手的情况，然后释放一些“烟幕弹”，击溃对方的心智。“比如去散播自己准备得特别充分啊，原来就是这个机关里的临时工有很多熟人啊之类，让你觉得心理有压力，没办法专心复习，最好主动放弃面试。”姚畅见到过，培训班里有个女生被自己的竞争对手释放的“烟幕弹”搞到每天大哭，机构的老师会恨铁不成钢地说她，“你就犯傻吧你，你被他忽悠了知道吗?”
姚畅在面试那天见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同岗位笔试第二名。那是个男生，看不出来多大年纪，姚畅和他完全没有交流，她感受到彼此之间微妙又紧张的敌对气氛。
面试结束后，有培训机构的人守在门口，记下他们的面试分数，方便考生们当场就可以知道自己考上与否，没考上的可以作为机构下一年的招生对象。姚畅抽签抽到当天第二个面试，她一直等到竞争对手考完出来，对机构工作人员说出了那个比她略低的分数。
那一刻，姚畅几乎可以确定，自己考上了那个乡镇基层岗位。
“我呆若木鸡。接着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分了，其实这个分数我都默念了上百上千遍了;还有就是，我担心第二名说谎，虽然机构的人一直跟我说他说的分数应该是真实的。”
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姚畅啜泣了一路。到家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有个人要横渡太平洋了。”
巨石卸下。姚畅昏睡了两天两夜，接着开始发烧、出虚汗，昏天黑地的几天过去后，她才有了一种“我考上了”的真实感。如今，再看到当时备考时写下的话，看到厚厚一摞的复习资料，姚畅还是会忍不住流泪，“那种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的喜悦你懂吗?我35岁了，离婚又失业，但是我的努力没有骗我，它给了我一个结果。”
能上岸的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继续在海里挣扎，或者换个方向去寻找别的海岸。靳敏还在努力，她想要撑过35岁，给自己一个交代，“但过了明年，我可能还是那个浑浑噩噩的我。”
去年，她入围了某事业单位的面试，但她是笔试第二名，没能翻盘。在面试培训班里，她看到有1996、1997年出生的年轻人，已经考进面试三四次，但最终都被淘汰;也看到很多和她同龄的三十多岁考生，因为原本的事业单位转企了，原来的编制不复存在，只得重新再考。她觉得自己之前从事的行业和公务员天差地别，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具备优势，除了更努力，她无计可施。
面试失败后，靳敏把手机屏保换成了韩剧《请回答1988》里的宝拉准备司法考试的剧照，每天5：30开始准时计时刷题，连续好几个月几乎不说话、不出门。她早就准备好了上岸的那天，她要昭告世人的朋友圈文案：“智者不入爱河，建设美丽中国”。
岸上的事
考上公务员后，姚畅感受到周围亲戚朋友态度的变化——原先“阴阳怪气”讥讽她的姑姑和表姐，现在见到她就止不住地啧啧称赞，她们希望姚畅能继续“往上走”。在她们眼中，乡镇公务员只能为亲戚朋友提供点儿绿色蔬菜，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但姚畅清楚自己在“仕途”上很难有太大作为，“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很多正厅级干部也就是三四十岁，我这个年龄还在基层，基本不太有上升空间了。”
至于现在的收入，和她之前做私企行政主管时相比，是“断崖式下降”，到手不到四千块钱的工资，即便在四线城市也只是“勉强够花”。
比薪资下降更让姚畅感到不适的，是现在的工作不需要她有什么创造性，“因为决策权不在你手里，你只是一个执行者，负责把上面的政策落实下去。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细碎的工作，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创造力。”
她会安慰自己，当初报考的初心就是35岁以后不失业，目前这个状态已经实现了，就不要奢求更多。但她还是忍不住羡慕在北京的闺蜜，靠自己奋斗在大公司做到管理层，同样35岁了，“她跟我说她在北京谈恋爱还很有市场呢!”姚畅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最鄙视的就是体制内的工作，“什么破公务员，这么寒酸的收入。我觉得就是一群碌碌无为的人，在工作上面不能实现自身价值了，才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如今，“大环境实在是不好，留给中年人的机会更少”。姚畅觉得，如果失业时自己年轻几岁，估计也不会选择考公，“或者考个好点儿的岗位，不会选择乡镇”。
为了给突然松弛下来的生活再找到支撑，姚畅打算备考司法考试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报名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她发现好多岗位只允许硕士或者通过了司考的人报考，这让她更加确信，人到中年，只有证书和学历，才能给自己面对生活的底气。
公务员的身份也为姚畅打通了家乡的婚恋市场，她发现自己比离婚前更抢手。“很多人觉得现在我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了，好像终于拿到了爱的号码牌。”
在这个问题上，33岁上岸的郑飞也有同感。考上老家的市属公务员之后，他感到“从别人对我说话的语气、热情程度，包括相亲对象，都和上岸前天差地别”。
“从前都是我追别人，现在都是别人追我，反差太大了。”郑飞开心地在一个大龄考公群里分享：上岸之前，别人给他介绍的对象都是企业会计、银行柜员、幼师、护士，而现在，他的相亲对象换成了医生、大学老师，或者是和他同一档次的公务员。
“不过我对这些无所谓的，就想找个适合自己的。我就是想说，考上编制真的不一样哦，尤其是像我这样考到本地市直单位的。”郑飞说。
群里一些还没上岸的考生，回复说，“看你讲着岸上的事，好羡慕啊”。
几分钟后，有十几个人在底下留言，“好羡慕+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