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的变革性解决方案：创新在促进无障碍和公平世界中的作用”。我国现有残疾人8500万，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残
正文摘要: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的变革性解决方案：创新在促进无障碍和公平世界中的作用”。我国现有残疾人8500万，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开始走出家门，拥抱社会。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达881.6万人，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每年保持在30万人以上。从小双耳失聪的摄影师魏巍，在家人的支持下，从未封闭自我。在魏巍熟练的操作下，无人机顶着风雨起飞，可惜没能拍到理想的画面。今年44岁的魏巍2岁时因青霉素药物中毒，导致双耳失聪，但在家人的鼓励下，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我国现有残疾人8500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今天（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今年国际残疾人日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的变革性解决方案：创新在促进无障碍和公平世界中的作用”。
我国现有残疾人8500万，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开始走出家门，拥抱社会。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达881.6万人，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每年保持在30万人以上。
魏巍：人生不设限 做独特的“光影捕手”
从小双耳失聪的摄影师魏巍，在家人的支持下，从未封闭自我。从做平面设计师到自学摄影变身“光影捕手”，魏巍总在不断突破自己，也打开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在上海见到魏巍这天，天气预报显示可能下雪，还没顾上跟我们寒暄，魏巍就拿上设备邀请我们一起出门碰碰运气。
在魏巍熟练的操作下，无人机顶着风雨起飞，可惜没能拍到理想的画面。但魏巍早已习以为常，他说，要想拍到一个心仪的画面，一个地方经常要跑五六趟。
今年44岁的魏巍2岁时因青霉素药物中毒，导致双耳失聪，但在家人的鼓励下，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2000年，魏巍成为上海市首批聋人大学生，考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习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
后来在工作中，魏巍逐渐对拍照产生了兴趣，2015年他给自己买了一台专业的单反相机。除了拍摄，魏巍还会将拍完的作品上传到网上和发烧友们分享。2016年，魏巍离开了从事多年的设计行业，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出生在上海的他，镜头里对准的最多的就是这座城市。
摄影师 魏巍：用现在的眼光的话，觉得以前拍得不好看，感觉还不到位，后期方面可能要调得更好一点，因为当时的眼光和现在的眼光不太一样了。因为感觉每天都在变化，好的作品总是下一个。
不断提升拍摄水平的同时，魏巍也在不断突破自己的技能边界：后期调色、视频制作、活动策划、脚本创作。他的作品也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喜欢，工作邀约越来越多。
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魏巍用自己的摄影作品为一位流浪的残疾人筹集到了手术费，帮助他治好了眼疾。这让魏巍一下有了更多的使命感。如今，只要一有时间，魏巍就会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魏巍说，这些年，他明显感到残疾人群体受到的关爱越来越多，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度也在不断提高。他希望，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也能像他一样找到热爱的事业，找到人生出彩的机会。
郭玉良：零分贝直播间里的无声主播
幼时郭玉良因发烧误用药物丧失了听力，如今在当地残联和企业的帮助下，她成为一名带货主播，希望把自己的直播间打造成无声世界和有声世界连接的桥梁。
晚上6点，郭玉良准时出现在直播间里，开始用手语介绍商品的功能及卖点。虽然直播间里寂静无声，但交流从未停止。
无声主播 郭玉良：健全人直播带货都是用讲话表达，我们聋人看不懂健全人讲话的内容，直播没有字幕，这是我们聋人的痛点。我们聋人来做直播带货，让聋人也能享受直播购物。因此我就燃起了电商创业的梦想。
核对产品、标注细节，每场直播前郭玉良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的是让直播间里的听障人士更直观地感受产品的细节。
无声主播 郭玉良：我用过的，我自己喜欢的才卖的，到现在比较稳定。直播时间最长就是10个小时，平常的话就5到6个小时。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是一直站着的，很辛苦，但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不怕吃苦，不怕累。
如今，郭玉良的无声直播间每周开播三到四场，单场大概有1000人同时在线，还积攒了15万粉丝，她也从单打独斗变为了团队作战。直播文稿、短片拍摄、商务对接，现在这些工作都是由5名听障人士组成的团队负责。
郭玉良团队助播 朱如林：要了解商品的价格和规格，熟悉商品的卖点，从商品的特点去描述。同时我们要了解熟悉直播的流程，要和队友配合。每次直播都收获很多，我们也有了很多新的生活方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展现自我。
无声主播 郭玉良：我打算招募一些会手语的健全人，到直播间和他们一起直播，用丰富的语言表达吸引健全人粉丝的驻足。我想要除了帮助听障人士与世界沟通，还要让自己的直播间成为无声世界和有声世界（连接）的桥梁，让健全人也来直播间下单，让他们看到听障人士的生活，让彼此之间更好地融合。
在互联网上找到人生出彩的机会
这几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少残疾人通过培训，也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舞台，我们再去河南认识两位年轻人。
在河南省残疾人培训就业创业基地，裴奔康正坐在电脑前用双脚打字，为屏幕后的买家解决问题。
裴奔康：几秒钟不回复就会问“人呢，在吗”，我们就需要及时安抚他们一下，不能让他掉线。
五岁时，裴奔康因为意外失去了双臂，2018年，他来到基地接受培训。没有双手，他就用两根大脚趾敲打键盘，一旦误碰到其他按键，就删掉重来，一遍又一遍。
如今，他已是一名云客服培训老师。在基地里，像裴奔康一样的残障人士还有很多。“00后”女孩司若寒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去年9月，在基地创始人王绍军的鼓励下，司若寒开始接受培训，如今已成长为直播间里的一名主播。
司若寒：我之前很害怕镜头，怕自己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但还是需要慢慢克服，因为什么事情都要去尝试。看到我们这样生活，在家里不经常出门的残障人士看到之后，我觉得对他（们）有一个鼓励。
转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国现有残疾人8500万相关阅读：
中国有近一亿残疾人，为何我们生活中很少看见她们？
如果不去百度，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
残疾人，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小众群体，似乎也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但《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数据显示，中国残疾人总数为8300万左右，而实际数字只会比统计的更多。
这也就意味着，平均约每16个人里，就有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残疾的残障人士。
所以，你还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群体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很少看见他们，他们又到底在哪里？
为了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我努力适应
—— 王蕾蕾 40岁 视网膜色素变性
盲道大概是生活中最为普遍的残疾人公共设施了，可是我们似乎很少看见真的有盲人使用。那条两块方砖宽的明黄色小路，几乎和旁边的灰色地砖无异。
全国至少有800万视障患者。
可当你留心观察，你会发现生活中的盲道是这样的。
占用盲道或盲道设计不合理
这样的盲人社会生态，大概也是他们不太愿意出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蕾蕾，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
10岁那年被确诊为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个“逐渐失明”的过程。
王蕾蕾
她的“看不见”是从晚上开始的。
起先有一次是晚上，王蕾蕾和妈妈去公交站路上追跑嬉闹，可王蕾蕾眼看着马路牙就往上撞。
后来有一次是在少年宫上体操课，突然停电了，在点着蜡烛的教师里，王蕾蕾也总是撞到柱子上。
察觉到不对劲的蕾蕾父母，带孩子去看了眼睛。
视网膜色素变性。
它会让眼睛视力下降，直到完全看不见。
父母到处寻找治疗眼睛的偏方。什么在大腿外部两侧埋猪脑人，吃各种药，仿佛都无济于事。
虽然极尽各种办法，但初二那年，视力还是开始明显下降。
身高173.5的王蕾蕾已经坐到了班级第一排，比同桌足足高了30多公分。
但同时她也是学校的领操员。
每次领操结束，王蕾蕾都要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走下台来。
可是她已经看不见台阶之间的界限了。
所以这时她就会用一些整理衣角，摸摸头发的小动作来掩饰脚下的试探动作。
随着病情的加重，家里的气氛也变得敏感。
父母经常因为女儿眼睛的事情吵架。
医生说这个病有遗传性。他们就互相推脱责任，认为是对方家族里有这个基因。
这样的争吵，让王蕾蕾感觉到压抑和冰冷。
而母亲潜意识中的逃避更令人心酸：
无论什么时候出门，妈妈都会忘了领着她的手，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孩子，而是她从来不想面对自己的孩子，是个残疾人。
但王蕾蕾很争气，考上了重点高中。
只是她为了自己喜欢的艺术，放弃了，选择了服装学院的模特专业。
而每晚放学，父亲都悄悄跟在女儿的后边，保护她回家。
再后来，王蕾蕾眼睛的暗适应能力也开始恶化，从昏暗的后台一下走到灯光刺眼的舞台，眼睛会非常难受。
但更难受的是内心。
因为，“看不见”，似乎像是一个定时炸弹，横在了她未来的路上，不知道哪一天爆炸。
从模特舞台走下来的王蕾蕾一直坚持着自己喜欢的艺术事业，先后开办了模特学校、演出公司。
此时的王蕾蕾已经遇到了她的丈夫艾淑义。
婚后医生并不建议生孩子。
因为怀孕会让血液和营养大量供给胎儿，导致眼睛长期没有细胞代谢，加速视神经的瘫痪和死亡。
但是王蕾蕾还是不顾一切，生下了宝宝。
生完孩子的王蕾蕾，眼睛更加严重了，马路上的黄白线已经无法辨别。
而她也不能像大多数母亲一样，给予孩子充足的照顾。
宝宝喜欢抓起东西举到妈妈面前，王蕾蕾就要用手去摸是什么，然后再说：宝宝真棒。
如果孩子把东西扔了，王蕾蕾只能在原地干着急，她不能和孩子进行太多互动。
最害怕的是孩子生病，有一次，宝宝发烧了，王蕾蕾只能陪在一边，不能喂药，不能量体温。
心里剩下的只有焦灼。
王蕾蕾和丈夫孩子
虽然生活出了很多难题，但是王蕾蕾想做的事情还很多。
今年疫情期间，她又开办了一家模特学校，专门为唐氏综合征（自闭症）儿童免费培训，帮助他们纠正肢体动作。
而帮助唐氏综合征儿童的初衷，也是希望这个特殊群体能够得到更多“平等”的对待。
王蕾蕾和唐氏综合征儿童合照
最后，她姐问，那你觉得现在生活还能适应吗？
王蕾蕾将身边各种盲人APP、购物方式夸了个遍，可是她也无意间说到：
虽然眼睛不是很方便，但我还是喜欢出门。
只是我需要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独自外出时更安全一点。
走在人群中，感到身边有人超过自己，于是寻着脚步声紧追上去走两步，被落下后，就再找一个“目标”。
最后，她说，其实自己比大多数视障患者生活状况要好很多，自己一直努力“生活在普通人的圈子里”。
明明我也可以做到，并且做的很好
—— 杨佳 24岁 记者 左腿截肢
如果是日常生活，只会让人“不那么方便和自在”。
那些对于“外形”的异样眼光，似乎就不仅仅是心理感受的问题了。
关乎工作，关乎前途和发展的方向。
我们是在小红书上被杨佳的照片吸引的。
看上去是一个酷girl。
3岁那年，杨佳出车祸导致左腿大腿截肢，5岁安装了假肢。
但有关这段故事的记忆，几乎是模糊的。
甚至在小时候，单腿蹦蹦跳跳出去玩的小杨佳觉得也没什么。
长大后父母也不会刻意和她讨论这件事。就好像，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现象。
镜像图片
直到小学五六年级，杨佳开始慢慢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
尤其在上楼梯时，每当有人从后边上来，杨佳就会假装系鞋带或者是用其他动作掩饰停留在原地。
有时候楼道的人很多，一波接一波的人从后边涌上来，杨佳只能走走停停，尴尬到再也找不出多余的掩饰动作。
她只是不想别人看见她爬楼的样子，而觉得她不一样。
高考的时候，杨佳本来也想走播音、编导、表演的艺考路，但现实条件迫使她不得不放弃。
为了和自己的兴趣更加靠近一点，大学选择了新闻采编专业。
毕业前，顺理成章做了实习记者。
记者需要频繁外出，各种一线报道和采访，杨佳都没有因为自己的特殊而推脱。
进山采访，杨佳和同事一起爬山。
和小时候一样，只要别人转过头去，她就手脚并用抓紧时间多爬几步，前边有人扭头，就假装轻松。
暴雨天一线采访，假肢不能沾水，就套个塑料袋出工。
别人能做的，杨佳也可以。
这份记者工作让她觉得，自己可以！
毕业正式找工作时，妈妈希望她找一个国企单位，稳定轻松，这样也算了却父母一桩心事。
杨佳在这份5人为期1个月的记者工作的层层面试中，最终被选中。
其实，她隐瞒了自己腿的状况。
去签劳动合同那天，刚好赶上单位领导不在，负责人送她下楼。
此时外边下着大雨，出租车停在路边，杨佳不能像大多数人一样快速跑进车里。
所以，她只能尽可能快地走过去，她知道背后有一双看破一切的眼睛。
回到家后，杨佳想还是打电话解释一下，没想到对方先打过来了。
“我真的没有想刻意隐瞒，只是觉得腿的问题不会对我的工作本身造成什么影响……真的非常抱歉，签合同前你们再考虑一下。”
虽然那边说研究后回复，但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那边“不太合适，企业目前尚未有改政策，不好意思”的短信。
一转头，看见靠在门口的妈妈，她的眼睛里明明闪着泪光，却说：没关系，不就是一个工作。”
这件事给了杨佳一个重击，“明明我也可以做到，明明我也可以做好。”
无论怎么努力“和别人一样”，别人也不觉得。
和外界和解，真的很难。
直到今年7月份，杨佳更换新的假肢，她突然发现没有包裹最外层泡沫仿真体的新假肢看起来很酷。
在此之前，她都是将自己的假肢隐藏在裤子里，裙子、短裤和她无关。
但那天，她买了一条新裙子，绿色的。穿在身上，用杨佳的话说：绝美！
自此就好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杨佳开始尝试各种类型的穿搭。
我问她喜欢什么风格，她说：我好像什么风格都喜欢，我想尝试不同的风格。
值得开心的是，分享穿搭的评论里都在夸“很酷”，而不是出于怜悯的“加油”。
24岁的杨佳，有关未来：想要继续分享穿搭，想设计适合穿戴假肢人群的衣服，想学滑板，想做一切她好奇并喜欢的事情。
而她只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再多给自己一些证明的机会。
一只手力挽狂澜的人生
—— 陈红珍 41岁 左臂四级伤残
还记得开篇我们的那个疑问吗：
庞大的8000万残疾人群体，他们到底生活在哪里？
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残障人士是“藏在”我们身边的。从外表一眼看上去，他们和健全人并无二致。
甚至在我们的感知中，并不觉得他们残疾。正因如此也最容易被忽视。
陈红珍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况。
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常常爬到树上摘杨梅卖钱。有一次从树上摔下来，左手臂骨折。
整个左手臂近乎功能丧失：发麻，用不上力，甚至抬不起来。
从此她只靠一只手生活。
当问到陈红珍手臂伤残后小时候的状况，她先是停顿了几秒，淡淡地说：小时候什么都做过，嗯……特别惊心的那一段……
随即又是一阵沉默，似乎不是因为太过伤心，而是吃的苦太多了，一下子竟不知该从哪说起了。
小时候，因为没钱，陈红珍就去捡废铁、废纸片卖钱，要不就是去山上挖芥菜卖钱。
陈红珍姐妹三个，她是老二。爸爸重男轻女，每天喝酒，姐妹三个的学费，哪怕是15块钱，都要靠妈妈去借高利贷。
因为姐姐写了一手好字，妹妹年龄最小，陈红珍说：我是家里最不受喜欢的一个女儿。
陈红珍画布依族枫香染
陈红珍喜欢画画，从小就显露出天赋。六年级时就拜在当地罗远仁老师（现为省级传承人）门下。
这些学费都要靠自己打工挣。实在交不上了，小红珍就“骗老师”说：明年家里收了稻谷卖了换钱再给您行吗？
其实老师心里很清楚，从来也不计较。
14岁那年，陈红珍父亲确诊癌症。
那也就是90年代初，为了给爸爸看病，全家举债8万块。
这8万块钱不知道东拼西凑了多少人，多的几百，少的借5块也行。
就这样过了几年，父亲还是去世了。
而父亲临终前拉着红珍的说：爸爸对不起你，但这个家只能靠你了，你在家在，你亡家亡。你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家。
但那时，红珍也才不满20岁。
后来的十几年中，陈红珍为了生存去乡里的景区卖过票，打扫过厕所，给人洗过衣服。
陈红珍作品获得银奖
母亲因为没了丈夫，在乡下那个民风苛刻的地方，多和男的说一句话都要被骂不检点。
为了不让母亲留在村里受气，陈红珍去城里打工也要带着妈妈。
陈红珍的姐姐在此之前被拐卖了，妹妹还在上学，所以陈红珍就这样遵从父亲遗愿，靠一只手打工挣钱，撑起了整个家。
像是打开了多年的郁结一样，说完这些陈红珍哭了。
在整个采访的前一半时间里，无论我们问什么问题，陈红珍开头几个字都是：因为家里穷、因为家里没钱，所以……
贫穷，就是陈红珍前半生的主色调。
直到2013年前后，陈红珍因为之前在美容院工作，攒下一点点积蓄。
于是在当地开了美容院。慢慢地凭借自己地努力和推广，美容院的收益也变得非常可观。
也就1年时间，2014年，已经有20万存款的陈红珍在老家起了一栋房子。
足足有一千平。（随后一边赚钱一边盖房子）
慢慢地，陈红珍从推广美容产品转到了推广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来。
比如刺绣、布依族的枫香染等等。
一只手改变命运且撑起全家的陈红珍，似乎有无穷的能量，她选择帮助更多人。
她把从外边接来的单子，分给同样有残障问题的同乡人做。
她按照残疾等级将他们划分，残障等级高的就在家里做手工，能够走出去的，就出去跑业务。
于是更多残障人士和她一样，靠自己努力赚到钱，让生活更有尊严。
而，曾被家人忽视、被世人冷漠对待的陈红珍呢，在采访结束前，她姐才看到她本来的样子：热情，开朗，朴实。
写在最后：
在这次主题为残障人士的采访中，她姐本来以为这会是非常沉重的几段故事。
但是整个采访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都足够开朗、坦然。
似乎他们在讲述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
无论是视力障碍，还是肢体障碍，或许困难各有不同，但她们都有一个愿望：
努力适应我们“健全人”的世界，不希望被“特殊”对待。
比起同情和施舍，更需要被看见和尊重。
因为，她们、他们，是多么想正常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注：采访人物不分先后，按照文章结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