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孙英春，北京最早被确诊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之一，在2020年的大年三十住进北京的地坛医院重症监护室。在地坛医院，孙英春住了28天，一半时间在ICU度过。一度他与家人作了最后的道别。就像一个俗套的赚人眼泪
正文摘要:
孙英春，北京最早被确诊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之一，在2020年的大年三十住进北京的地坛医院重症监护室。在地坛医院，孙英春住了28天，一半时间在ICU度过。一度他与家人作了最后的道别。就像一个俗套的赚人眼泪的故事，刚住进ICU时，医生对孙英春说，“你放心，就算你上了呼吸机，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来。”经历了生死，他真的在第14天走出了ICU，又用另一个14天走出了地坛医院。2022年12月底，孙英春深居简出，出门佩戴N95口罩，但也做好了“复阳”的准备。我是除夕前一天下午去的地坛医院急诊，那时已经发烧十天了。等确诊入院，再从车上拿行李下来，已经有些拉不动箱子了。新冠重症患者自述ICU生存攻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一线抗疫护士口述：重症病房的20多天，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在新冠肺炎防疫的战斗中，重症病房是与死神争夺生命的前线战场。
2月19日上午9时左右，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生命时报》记者见到了刚刚下夜班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急诊专科护士、西区日间病房护士长圣文娟，重症专科护士王佳佳和安徽省儿童医院重症专科护士葛敬梅。
记者在安徽医疗队驻地酒店采访
他们都是1月27日从安徽出发的首批援鄂医疗队的队员，目前在金银潭医院南楼5层的重症病房做护理工作。
在下班路上，他们和记者谈起了20多天来在重症病房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本文作者丨生命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 董长喜 张健
本文编辑丨杨萌
100多斤的氧气瓶，只能一点点挪着走
在金银潭医院，来自安徽的50名重症护士分散在不同的病区、班次。圣文娟和来自不同医院的护士搭伴组成了新的重症护理团队，四个班次的医护人员共同负责南楼五层这一病区30多名重症病人的监护工作。
“1月29日上班时，接手的ICU病房是临时成立的，所有规章制度几乎从零开始，团队搭档来自不同医院，彼此还不熟悉，需要磨合。”圣文娟说，重症监护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团队意识非常重要。刚开始感觉所有的东西用起来都不是特别顺手，现在好多了。
在新病房，除了团队的磨合外，护士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供氧问题。病房是临时改建的，氧气压力不够、管道供应不足，再加上病人多、而且都需要高流量的给氧，供养保障紧张。
有一天突然来了11个病人，为了保障新来病人的吸氧，护士们不得不用人力去挪氧气瓶。“估计有100多斤，护士们都扛不动，只能一点点挪。”葛敬梅说，往常医院有专门的移动推车，但那天没有，所以几个护士就从楼梯口一点一点挪到5层隔离病房。
在金银潭医院南楼外，记者也看到了很多堆放在空地上的氧气罐。有时，有的病房还有护士挪氧气瓶给病人供氧气。
葛敬梅查看病人输液情况
因为是特殊时期，没有家属和日常护工的帮忙，重症病房护士的工作比以往更加繁琐，从病人治疗、护理到吃喝拉撒、打扫卫生、帮病人清理口腔、喂饭等，都需要护士来做。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完成一些更重要的有技术含量的操作，如呼吸机参数的调节、血液净化、心电监护。
圣文娟检查病房内重症患者指标情况
儿科ICU出身的葛敬梅，虽然从事了十多年的护理工作，但护理成年人对她还是有些挑战。就拿给病人翻身来说，她没办法像给孩子翻身一样轻松，得靠队友的帮助才行。
作为护士中为数不多的男生，有11年重症监护经验的王佳佳则承担了更多的体力活儿。“脏活累活不能让小姑娘干。”王佳佳觉得，大家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必须要有团队意识，更要有男生的担当。
现在医院运转情况好很多，他们告诉记者，工作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一次我真的挺不过去了”
在重症病房，最难熬的是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新冠肺炎，不仅是对病人的身心折磨，对我们医护人员也是。”王佳佳说。
王佳佳在帮病人做治疗
病房13床一位大叔企图放弃生命的行为对圣文娟触动很大。以往这位大叔一看到或听到她的声音，都会给她竖个大拇指。圣文娟也一直觉得这位大叔很乐观。
2月18日晚，原本已经撤下呼吸机的大叔病情出现了反复，不得不又插管上了呼吸机。圣文娟在巡视病房时，连续几次发现这位大叔将约束带往脖子上缠绕，有企图自杀的倾向。
“我从没想到他会有这种举动，可能因为太痛苦了，不想熬了。我心里真的好难过。”圣文娟和葛敬梅对记者说，“我们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把他从生死边缘拉回来，可病情反复带来的那种喘闷、那种压抑，很容易让病人有心理创伤。”
当天晚上，她们一直给这位大叔做心理疏导，并帮助他联系家人，给他鼓励。临下班时，大叔的状态已经好很多了。
在重症病房中，很多人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让圣文娟和同事们觉得在这里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
11床爷爷的老伴住在隔壁病房，病症相对轻一些，后来病房要调整，老伴要移到其他病房。在途经爷爷的病房时，护理人员带着她去看了爷爷一眼。当时爷爷带着高流量、身体很瘦弱，他一见到老伴就说：“要吃东西！”“要吃东西！”就讲了两句话，然后泣不成声。两位吸着氧的老人，手紧紧的握在一起。期间，爷爷反复对老伴说：“要吃东西！”“一定要吃东西！”因为爷爷听医生说，要增强抵抗力，就一定要吃东西。
转移完奶奶的那天早上，圣文娟陪着爷爷吃早饭，他很喘、很累，但依旧咬着牙把一碗稀饭、一个鸡蛋吃了下去。
在重症病房，圣文娟、王佳佳和葛敬梅都觉得自己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有时候感动，有时候也觉得挺无助。前几天上夜班，王佳佳在收拾柜子时发现一个遗留手机，看到了一段信息让他久久不能释怀。这是已经离世的郭阿姨给家人发的信息：
本来以为我的指标已经正常4天，很有希望了。但是亲人们，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太痛苦了！我知道党和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政策，但我太难受了，我想我这次走不过去了。十几年前，我生了13个月的病，那一次我挺过来了。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挺不过去了，挺不过去了，我真的太难受了…
她的妹妹看到她发的信息以后，给她回了一段鼓励的话。但郭阿姨回复：“妹妹，真的好难！”还有三个哭的表情。
王佳佳看完这段话以后，坐着呆了五六分钟。他告诉记者，这种感觉太无助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已经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她，但还是改变不了她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
圣文娟说：“在重症病房，你能看到一部分人对生的渴望，他们还在坚持着；但还有一部分可能因为太痛苦了，已经生无可恋，放弃了。”
尽量不给自己留遗憾，也不给病人留遗憾
“如果没有新冠病毒，病人临终前，都会让家属进来探视，见亲人最后一面。”葛敬梅告诉记者，但在这个时期，亲人们在病人临终前无法再见一面，非常令人遗憾。
葛敬梅印象最深的是21床的一个病人，他是一位校长。葛敬梅初见到他的时候，还可以顺畅交流，病人自己也挺乐观。但后来病情突然变化，上了呼吸机。上呼吸机时要镇静和镇痛，葛敬梅就没办法再跟他交流了。后来，情况更是急转直下。
为了唤醒他的意识，葛敬梅就把他孩子发来的视频、声音，一遍一遍循环放给他听，鼓励他。遗憾的是，那天下午他还是离开了。
遗体护理好以后，葛敬梅看到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都是他家人发的“我想你了……”葛敬梅在想，能不能和他家人视频一下，看他最后一眼。因为对他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爸爸了，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了。视频接通以后，他的家人已经泣不成声，葛敬梅也忍不住哭了。
葛敬梅觉得在这个特殊时期，只能尽力关怀，希望让自己不要留遗憾，也不要让病人和家属遗憾。
这段日子过的很不容易，“尽己所能，把病人给‘搞好了’，然后安安全全回家。”王佳佳坦诚地对记者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无法预知后面会怎么样，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照顾好这些病人，尽量不留遗憾。
圣文娟和葛敬梅与金银潭医院南五楼病区主任夏家安一起加油打气
待到春暖花开，我们平安回家
20多天来，圣文娟觉得上班的时间反而过得快一点，因为和队员们一起，可以和患者、队友讲讲话。
“忙的时候想不起来，但下班了，一提到孩子就受不了。”圣文娟特别想两个孩子，以前除了上夜班，家里的小宝都是圣文娟带着，没有长时间分开过，这段时间是她们母子分开最长的一段。
每天视频时，小宝都会跟圣文娟说：“妈妈，我想你了！妈妈，你们的病毒抓完了没有，你们赢了没有？”13岁的大宝懂事些，每次视频都会和圣文娟说：“妈妈，我今天作业都做完了，把妹妹也照顾好了。”
作为重症护士，一忙起来就停不下来。王佳佳说，重症监护的特级护理每15分钟要观察一次病情变化，30多位病人，每15分钟巡视一次，巡视完了还要写记录、做治疗、给病人吸痰或者处理其他事情……基本上一个夜班连板凳都坐不下来。“一开始比较想念父母和孩子，现在忙得有点顾不上想了。”王佳佳说。
王佳佳的手写日记
不过，圣文娟、王佳佳和葛敬梅觉得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他们告诉记者，现在收治看护的一些重症患者已经没有刚来武汉时那么重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有信心春天肯定会来的，放心好了！”
“春暖花开，我们回家！”这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一位新冠重症病人的口述：如何在ICU里活下去
#头条创作挑战赛#
病情触底反弹，是在ICU必经的过程
文/ 凌馨
编/ 王小
孙英春，北京最早被确诊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之一，在2020年的大年三十住进北京的地坛医院重症监护室（ICU）。
在地坛医院，孙英春住了28天，一半时间在ICU度过。多数时间，他躺在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只有双脚能暗暗搓动，医疗仪器规律地响着，衬得病房尤为空寂。他能感受到的与外界的联结，就是粗大的氧气管不停往鼻子里灌着气，“像个打气筒”，可还是越来越喘不上气。一度他与家人作了最后的道别。
就像一个俗套的赚人眼泪的故事，刚住进ICU时，医生对孙英春说，“你放心，就算你上了呼吸机，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来。”
经历了生死，他真的在第14天走出了ICU，又用另一个14天走出了地坛医院。
2022年12月底，孙英春深居简出，出门佩戴N95口罩，但也做好了“复阳”的准备。他对《财经》记者口述了自己的“ICU生存攻略”，想告诉大家，得了新冠重症肺炎，是怎么从“鬼门关”走出来的。
血氧90，从急诊到ICU
我是除夕前一天下午去的地坛医院急诊，那时已经发烧十天了。
2020年1月9日到14日，我回武汉看了趟父母。当时已经听说武汉有一种不明原因肺炎正在传播，我很小心，出门都戴着口罩。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在回程高铁上摘下口罩喝水感染的。
回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家没出门，突然觉得有一丝凉意，还打了个哆嗦。当时室内供暖23度，我就觉得不对。第二天开始发烧，最高烧到39度。
我决定自我隔离，不再出门，下单买了两个血氧仪，每天对照着监测几次。接连烧了十天，每天感觉都比前一天差，但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我决定必须去医院，是血氧降到92了。前一天量还是96、97。我试了很多次，深呼吸之后再测，还是低。
有经验的同学、亲朋推荐了地坛医院，说这里是专门收治传染病的。我是开车去医院的，我不能冒风险让出租司机感染。刚到医院，走路、说话都可以，但是喘得厉害，四肢无力。等确诊入院，再从车上拿行李下来，已经有些拉不动箱子了。
当时医院发热急诊的人不算多。给我接诊的医生是杨大夫，他也给我量了血氧，量完了又换其他几个指头再量。我看得出，他是个极善良的一个人，反反复复测量，就是从心里不愿意你是这个病。
杨大夫没穿防护服。我说你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他说传染病有自己的机理，应该没事。他还安慰我：不用恐惧，传染病也没那么可怕。
做完检查、拍了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我到一个没人的过道去等结果。这时候我感觉身体里所有力气都在消失，靠着墙都站不住了。
很快杨大夫拿着CT结果出来，神色凝重，说你准备马上住院吧，就是确诊了。
杨医生一直在一线工作，但一直没被感染。我出院以后专门去感谢他，他特别激动，说我是他第一个签字送进去的新冠病人。他告诉我，两天后他正在家里做饭，听电视里说有个北京5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以为就是你，你当时的指标太低了”。
我住进医院之后情况确实很不好。第一天在普通病房，输液、吸氧，抽血检查。第二天下午两三点时，医生拿来病危通知书让我签字，签完后准备了一下生活用品，就进ICU了。
那时我还勉强能走，自己坐着电梯上楼。去ICU的那个走道，显得特别长。我是做传媒的，平常会拍点片子记录一下。当时心里就想，这要拿一个摄像机跟拍，厉害了。
ICU，不明甚惧
进了ICU，迎面一堆人等着我，有七八个，医生、护士，还有北京电视台的摄影师。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进ICU。
就觉得ICU里面很静，摆满了仪器，有大大小小的屏幕显示着各种指标，还有个不知道什么机器，在头顶嗖嗖吹着冷风。
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三爷有一句台词，“我他妈我了（完蛋了）”。当时我脑子里一瞬间空白，然后出现的就是这几个字——我他妈我了。
我刚一被安排躺到病床上，接着呼啦一下所有人全围上来看着你。这时，一个为首的男医生来给我听诊，一个年轻女医生开始大声报出各种身体指标，那些指标我基本都听不懂，就是隔着一个个防护面屏，看到医生们的脸色很严峻。
后来我知道为首的男医生叫刘景院，他给我听诊的时候，可能是穿着防护服听不太清楚，他就把自己的防护服解开了，喉节都能看到。当时我就急了。刘景院说：你放心，我是专业医生，不会那么容易被感染。
听诊之后，刘景院跟我说：“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病情有一个向下的过程，最糟糕就是要上呼吸机，但你放心，就算上了呼吸机，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来。”他隔着面屏说话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非常诚恳、坚定。
在重症室上ECMO（人工肺）相当于做手术，对医生非常危险，前几次都是刘景院自己操刀，让年轻医生站在身后。我身高192厘米、体重200多斤，有次去很远的CT室做检查，女护士抬不动我，刘景院就和另外三个医生和男护士一起抬着我进出病房，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就这么在ICU住下了，身上插了好多东西，输液的、手腕上测心电的、指尖上测血氧的，人躺着几乎不能动，完全被各种管子、线包围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手机也关了，当时护士告诉我，不建议病人使用手机。说实话，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苍凉感，更苍凉的是，一位中年女医生给我拿了一大盒饺子，我说吃不了那么多，她说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你要尽量多吃才好。
我能看到当时女医生的表情，对我特别怜悯，也能感受到她声音里有一丝恐惧。到后来跟医生们聊天，医生都说当时心里也慌，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传染病，对它了解都很少，但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们都得克制，不能表现出来。
ICU里24小时机器轰鸣，我的头一直很疼，呼吸严重不畅，深深插入鼻腔的氧气管很硬、氧气很冲，把鼻腔和喉咙里吹得极难受，还流过几次鼻血，凝血把鼻腔都糊住了。我就把氧气管插在嘴里，用棉签蘸水伸进鼻腔，一点点地清理干净。
最难受的是深夜，根本睡不着，迷迷瞪瞪睡几分钟就醒，再想办法睡。我知道，在这个时候，睡觉对我至关重要。
ICU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动不了的，或昏迷的。有两次我做CT出了病房，在过道里使劲往别的病房里看，只能看到一个个病人都是一动不动躺着。后来病床紧张，还有人在过道里躺着。
我始终脑子清醒着，只是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最早几天，刘景院医生一进病区就来看我，脸色特别沉重。几个主管医生也都告诉我：这个病会有一个向下的过程，到谷底再反弹，要多久反弹，还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最高兴的一刻，护士搬走呼吸机了
在ICU住到第七天，我感觉精神要出问题了。
隔壁两个人也不正常。一个大姐，听起来50多岁，总是有哭闹声，还能听到护士在劝她。不过，我当时心里挺替她高兴，能哭能说话，说明她身体状态开始好了，至少不用插呼吸机。至于这个阶段精神不太正常，在我看来很正常。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不正常，ICU 的环境实在是太隔绝了。
那段时间，医生护士一天进病房次数不多，每次都匆匆忙忙，时间不会太长，两三分钟。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看着灰暗的屋子，手指上闪着红光的血氧仪，还有门上小小的窗子——在那个窗子的外面，是一个长长的过道，过道有一面是玻璃窗。我努力伸长脖子，就可以隔着小窗，看到外面大窗子之外的一点点风景。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过道里的大窗户放下了窗帘，完全遮住了我能看到的风景。我一下就感到了窒息，心里也顿时慌得摁不住。我请护士帮忙把窗帘拉上去，但太高了，护士弄不了。正赶上刘景院来查房，我就跟他说了情况，希望他处理。刘景院问过情况说，这个窗帘坏了，要不明天吧。我说别等明天，今天晚上我就疯了。
刘景院出去后不久，我看到窗帘升了起来，当时窒息感就消失了。再过两天我去做CT，看到窗户上贴了张纸条：“窗帘不要拉下来，孙教授要看风景！”护士告诉我，那天刘医生搬来把椅子爬上窗台，弄了半天才把窗帘固定，然后就找纸笔写了这个纸条。
离开ICU的时候，纸条还在窗户上。我一直有遗憾，当时该把纸条取下来，一辈子做个纪念。
那些天，我不断听各种音乐，还听相声，从刘宝瑞到郭德纲，找最有趣的段子反复听。最要好的一群同学，还有几位亦师亦友的老师，一直在微信里陪着我。他们几乎不说安慰的话，还像往常一样，嬉笑怒骂。唯一有区别的，大家都不会像平时聊得太晚，都希望我早点睡觉。
最难的几天数秒度日，我实在熬不住了，就主动找一个老友，请他给我讲讲他过去的经历。他上来就跟我说：跟我比你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他就用电脑给我打字聊，一直写到凌晨三四点，还把跟这段经历有关的东西拿出来拍照给我看。
朋友们在精神上的帮助，对我身体上走出低谷，是最大的帮助。
医生护士来查房的时候，我会尽量跟他们多说一句话，看到我状态好点的时候，医生护士也会跟我开个玩笑。大家都想调节一下气氛，当时的环境，对每个人都太压抑了。
我胃口一直还好，每顿饭我都努力多吃，好跟病毒对抗。那时ICU病人吃的是医院小灶，比医生吃的都好，鸡鸭鱼肉、青菜水果俱全，还有酸奶。当时我的味觉一直是错乱的，吃香蕉会觉得特甜，甜得难受。护士问我想吃啥，我说就想吃鸭梨。过了两天，她就给我到别的科室“偷”来了好几个。
还有护士给我拿来一大包酒精湿巾，带着香味儿，是她自己的。在床上能有点力气的时候，我就拿着湿巾擦脸擦身，尽量让自己清爽一些。我的双脚没有挂管子，我常常会用双脚互相搓压，还抵着床帮做一些按摩的动作。医生说，这样轻微的活动可以。
有一天看到胡子长得太长，我就用牙膏当剃须膏，用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了刮胡子的动作。刮胡子的时候，氧气管得从鼻孔里拔出来，为了不让仪器报警，我还是用嘴含着。
ICU的护士异常辛苦，输液、吃药，什么事都是她们管。不巡视的时候就在电脑前值班，听到哪个病房的仪器报警，“啪”一声推开门就冲进来，特紧张。
从医生护士对我的态度，我能看出自己的病情变化。我在ICU最后四五天，明显能感觉他们进来后的神情和动作都在放松。有一天，一个护士从我的病床旁拿走呼吸机，说了一句：反正你也用不上了。哎哟，这可是真高兴，我悬着的心一下落地了。
我总跟医生说我想快点出去。2020年2月7日早上，护士突然通知我，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就是先得住单人病房过渡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拿了个很大的黄色袋子，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放在里面。我抱着它，坐着轮椅，被推着离开了ICU。那一天，阳光非常灿烂。
接下来我在普通病房待了两个星期，期间还有持续的发烧、腹泻，但整个身体的指标并没有变坏，体力渐渐恢复，我可以洗澡，甚至还动手洗了全部的随身衣服。
出院后，我回过地坛医院。一次是出院一个月后复查，查出来索条影增厚，还有尺寸不大的结节等。但无所谓了，能活过来就好，不能想太多。
还有一次，出院20个月左右再去查抗体等，配合医院的科研工作。我专门去探望给我治疗的几位医生，一直在疫情一线的他们，都很疲惫。
我们都没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