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街灯冷清，远不比纽约。
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其实一个。挡风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线更加惨淡。在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违背了自己婚礼上的两个郑重诺言：一，我开始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谎。
牛皮纸信封里装着最新的PET扫描。随便扫一眼就不难看出妻子体内的肿块。我缓缓开着车，不停告诫自己不能对妻子说出实情，“我们得等纽约的肿瘤科医生做出诊断，我是肺病医生，看不大懂这些扫描”，我这样敷衍着。
PET扫描的大致原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流过身体各个脏器，测出不同细胞的活动。肿瘤细胞十分活跃，而其他细胞则不然。正如夜间从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脏器内不含肿瘤细胞，那么扫描看起来就会像夜间的爱荷华州，玉米地里一片宁静。但如果扫描结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凤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说明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开来。
这是六月上旬温暖的一个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开端。人们在街上拥挤着，匆匆归家或者觅食。这冗杂的一切充盈我们的一辈子，不留下亦不带走一丝丝的意义。穿过通往车库狭窄的过道，轮胎压迫着地面吱吱作响。妻子一言不语，我亦一言不语。我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没有。
其实现在想想，她或许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个月。她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纽约自己的家。从一个冬天转移到了另一个。
纽约的医生很快看到了扫描结果，且做出了诊断。回到家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从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打来，我在这里工作了超过十年。三年前妻子在这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妻子与我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人手一个听筒。电话那头的医生说着许多我熟稔的词语“转移，紧急放疗，生存质量”，唯独没有提“治愈”。听到关于病情的词语越多，妻子也就渐渐在我脑海中转变成一位病人。“癌症到了这一步已经不能被治愈，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延长生命，保证生活质量”。换言之，妻子即将离我们而去。
我们并坐在沙发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离。穿过她的金发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刚刚做的指甲。涂满了她喜欢的暗红色。我尝试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听到电话那头医生诊断的反应。她猜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
从外表上看来，妻子的美艳与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尔的摩交响乐见她的第一面。但当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纽约十楼的病人们。那些虚弱的人，那些因为肝脏衰竭而黄疸的皮肤，那些因为体内液体堆积而肿大的四肢，那些因为肾衰而导致的无精打采的面庞，止痛药，脑部转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样年龄的女病人。
妻子那时候46岁。
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与妻子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看见了她的未来，她的终点，她的憔悴，她将受到的折磨与身旁的我的无助。而她看不见。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阿根廷返回纽约，以便开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于是我们开始陈列清单，准备归途。
她会一个人先回纽约。儿子还有几天就从学校结业，妻子不希望她不能参加学期末的聚会。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无须紧张，因为治疗她的乳腺癌并不紧急。事实上，他甚至说明了因为妻子不会被治愈，所以不需要太焦虑。但是脊椎上的治疗却十万火急，因为如果肿瘤在脊柱上蔓延开来，病情将急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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