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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客户端3月4日电 财政部网站4日发布《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补充通知》 提出，要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持，避免出现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行业
正文摘要:
中新经纬客户端3月4日电 财政部网站4日发布《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补充通知》 提出，要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持，避免出现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行业攀比、管理混乱等问题。 通知明确，省级财政部门应于2020年5月31日前汇总一并向财政部申请贴息资金结算。同时，省级财政部门应于每周五中午前汇总贴息资金拨付数额、支持优惠贷款规模、支持企业总数等情况反馈财政部金融司。财政部：加大防疫经费投入力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中新经纬客户端3月4日电 财政部网站4日发布《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补充通知》(下称通知)提出，要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持，避免出现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行业攀比、管理混乱等问题。
通知称，省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准认定，避免将未承担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生产和调配任务、贷款资金未用于扩能增产的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财政贴息资金使用效益。要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持，避免出现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行业攀比、管理混乱等问题。
此外，为加快贴息资金拨付进度，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与本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贷款银行加强沟通，实时掌握优惠贷款发放进度，主动上门对接服务，宣传贴息政策，可采取“先拨后结”方式，先行安排贴息资金，及时拨付至符合条件的企业，全力支持相关企业扩大产能。
通知要求，省级财政部门应每月汇总辖区内贴息资金拨付和支持企业的有关情况，通过官网等渠道予以公示，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宣传政策实施效果。
通知明确，省级财政部门应于2020年5月31日前汇总一并向财政部申请贴息资金结算。同时，省级财政部门应于每周五中午前汇总贴息资金拨付数额、支持优惠贷款规模、支持企业总数等情况反馈财政部金融司。(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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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为核酸检测花费超2.15亿，谁将为防疫买单？
2022年11月，免费的核酸检测点开始从石家庄、贵阳、宜宾等地减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支中，可能要增加一笔钱，因为一些宾馆、酒店等公共场所，仍要求进入者提供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更多城市的居民需要为此做好准备。11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这也意味着，政府正进一步削减防疫支出，回归常态。
2020年、2021年两年疫情，全国共花出14.7万亿元卫生费用，这几乎是2016年-2018年三年的总额。从公开数据看，2021年，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开始回落。
财政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常态化补贴仍在稳定增加，然而，政府防控传染病的思路已经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的“救火”，着眼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因此，政府已调整了卫生支出的流向，这将给中国防疫体系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一人一国，都在为抗疫买单
核酸检测费用在各地略有差异。石家庄常态化的多人混管核酸检测，每个人需支付3.4元，宜宾为3.5元，贵阳为2.6元。
这个价格已低到让企业喊“疼”，可如果考虑到中国已有的核酸检测人次——115亿，这还是半年前2022年4月16日公开的一个数据，这笔不菲的支出，各地财政是主要承担者，确实很累。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10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核酸检测能力，它表现在我们现在每天可以有1亿多管的单管检测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是1∶10混检，一天可以检测十几亿人。
据浙商证券估算，常态化核酸检测带来8300万人/日的需求增量，按当前低价2.6元推算，全国每天要为核酸检测花去超2.15亿元，2022年6月至12月的核酸检测总价将超460亿元。
地方政府不得不一再考虑精细化控制成本。一方面调价，通过联盟集采、竞价挂网、区域价格联动等措施，持续将核酸检测产品价格导入更低区间。如郑州等地公开表示，将通过统一试剂采购方式等途径，最大限度降低检测物料成本；另一方面，最大地利用基层组织、志愿者来分担成本。
尽管如此，两次热议，让地方财政力有不逮的情势浮出水面。
5月底，有地方提出用医保来支付部分核酸检测费用。对此，手握国民医疗卫生“钱袋子”的医保部门没有痛快应承。6月2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公开回应，根据现行政策，参保患者在看病就医时发生的核酸检测费用，可按规定由医保基金支付。但将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纳入医保支付，不符合现行相关政策规定。“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5月28日，四川阆中市发布的一份公告，提及5月30日至31日的核酸检测安排称，“居民到指定核酸采样点自觉自费检测”，公众反应强烈。第二天，该市再发一份补充公告，将原本公告修改为“按照愿检尽检原则自愿检测”。
中国卫生支出主要是三方，政府、社会和个人。从上述争议中可见，三方支付防疫费用的不易。
用于防疫的公共卫生经费，主要由政府掌握。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是2011年的3倍多。2020年前，流向公共卫生机构的经费支出在全国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已连降四年。
突袭的新冠肺炎疫情，把这个倾向扭转了。
2020年，财政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中，卫生健康项决算数超过预算1325亿元。这是财政在别的地方“省”出来的，因为仅公共卫生就超出预算约1465亿元。其中，政府年卫生支出增至2.19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21.78%，达到近十年的增速高峰。
这一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7.2万亿元，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值，占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7.12%。
到了2021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政府卫生支出一项近2.07万亿元，占财政支出比为8.4%，略低于2020年。
社会支出占比增至44.9%，取代个人成为支付主力的趋势更显著。基本医保基金是社会卫生支出的主要部分，虽然拒绝了负担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费用，但接手了另一大块花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这笔钱，最终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分担。2022年4月，国家医保局透露，全国已经接种32亿剂次新冠疫苗，费用1200余亿元。
个人卫生支出也因防疫上涨。
几乎每个家庭在疫情三年都增添了口罩、消毒液等支出。北京的王西在购物节多了一样新爱好——囤口罩。一盒300支医用外科口罩到手90元，整盒摆在家门口的柜子上，随取随用。
新冠疫情以来，一个人一年新增100多元防疫的花销，放在全国就是数以亿计的增量。智研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口罩行业产值为130.27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医用口罩产值为71.33亿元。
口罩，只是王西生活开支因疫情改变的一小部分，其实，就是核酸检测项目，一些地方也采取了“应检尽检”政府承担，“愿检尽检”个人承担，就医检测纳入医保的模式，地方财政、医保和个人都在为此买单。
不过，因政府抗疫支出太庞大，让个人卫生支出成为在这场疫情中受影响最小的：在2021年的卫生总费用中，占比为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
财政不再为防疫“救火”
来自全国财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可能都记得2020年6月30日晚上，超过1.58万工作人员同时在线加班，就是为了将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尽早下发至基层。
“这笔资金仅用了20余天就到了市县，往年耗时一般超过100天。”财政部国库司执行监控处袁庆海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
这样的记忆，未来几年很难再有。国家卫健委部门预算显示，2021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等预算回落，“主要是疫情防控等一次性支出不再继续安排。”
政府的新思路可能是，不再为抗疫“救火”，而是着眼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自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财政紧急“救火”费用，仅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支出就高达1148.14亿元，为2019年的16193.8%。2021年降到871.64亿元。
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财政正由紧急“救火”状态逐步撤出。
“这是不可避免的。”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告诉《财经》记者，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各国财政都会加大力度投入卫生健康领域，巩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实力。随着疫情逐渐稳定，公共收入下降的同时，一些临时性的政府卫生支出必然逐步收缩。
为防止这种收缩影响低收入群体所能获得的卫生保健服务，2021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发文，建议各国政府将应对大流行的投入制度化。
毕竟，各国的公共收入都在下降，为应对大流行增加卫生和社会支出，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和债务负担加重，这可能会限制各国在卫生方面的支出。
在中国，国家卫健委正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常态化补贴仍在稳定增加。
政府对传染病防控的决心比疫情之前更坚定了。不仅重新组建了国家疾控局，而且2021年，疾控机构预算增长40.46%，部分用于增加疾控机构工作经费。同年，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投资88.44亿元，重点支持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建设。
2022年，疾控机构预算继续上涨36.12%，主要是基本建设项目支出和专业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支出增加。“新增投入可能主要用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提升等，还是围绕疫情防控来做。”一位疾控系统人士介绍。
这几个支出方向与WHO建议的方向一致，即建设中长期突发事件风险管理，加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能力，在突发事件中能起到管理作用，以持续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此举对中国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将影响深远。要知道疫情之前，这笔钱是缩减的。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李岩等人的文章《202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显示，2015年-2019年，疾控机构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1.61%下降到1.46%。
政府支出，调转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第二年，政府卫生支出就开始由应急回归常态。
经过疫情第一年的激战后，2021年政府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就降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但在近30年中，也处于相对高位。
为降低国民看病负担，推动医疗体制性改革，政府卫生支出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一直在逐步加大。比如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后，为弥补医院收入损失，多地财政出钱，补贴医院损失的5%-20%。
近十年，在中国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中，中央和地方的医疗卫生支出整体呈“三七开”。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陈春梅等人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如2019年中央财政占比32.20%、地方财政占比67.80%，实现了“地方财政承担主要的医疗卫生投入责任”的政策。
政府卫生支出在2017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五年，每年都有超1000亿元增长，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始终维持在30%左右。2017年之后，占比开始回落。
在补贴思路上，也有所转变。根据陈春梅等人的研究，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在兼顾供需的同时，不断向需方也就是医保倾斜，占比从2012年的45.95%上升到51.00%。
此消彼长，给医疗卫生机构的拨款，一度不再是政府支出中的“大头”。而正是新冠大流行，扭转了这一趋势。
2020年，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在财政卫生支出中的比重，提升至54.56%。作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公立医院被赋予要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的使命。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2020年平均每所公立医院获得财政拨款4503.8万元，其中，2548家三级公立医院最受重视。平均算下来，每家获得财政拨款1.2亿元。
这笔资金流向明确，用于医院改扩建、购买设备等，提升医院“硬实力”。“疫情后，公立医疗机构的项目需要财政拨款，审批容易，拨款快。”一位省级地方官员介绍。
在某中部省份，一家“大三甲”的新院区项目，预算增加了近1倍。该院一位副院长对《财经》记者透露，“在发改委的范围内，会给你一个亿、两个亿或者几千万元，具体的金额就是看你医院的本事了。”
但同时，日常性的财政拨款缩减。到2022年初，国家卫健委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中，公立医院预算连续三年下调。
一位公立医院相关负责人承认，以抗疫需求为名争取项目建设资金，是一种共同选择。若非如此，很难再从财政拿到更多钱。
与疫情暴发之初的拨款多用于改善医院的发热门诊等防疫措施不同，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政府资金指向了医疗水平提升。
7月22日，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2025年“十四五”期间，国家将重点支持发展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并推动国家和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差距，更好地满足群众就近享有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
每个国家医学中心，中央投资原则上支持不超过10亿元。全国建设5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央对每个项目支持原则不超过5亿元。此外，全国统筹聚焦重点病种和专科，计划建设约120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地方财政也跟进投入。如辽宁省财政筹集财政补贴5.5亿元，支持参与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九家省属医院建设发展，并且安排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2.2亿元，支持项目建设。
政府贴息贷款也将成为新的资金来源。9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引导银行加大对卫生和健身、养老托育等行业信贷支持。对设备购置和更新改造新增贷款，中央财政贴息2.5个百分点，期限两年。
相应地，财政直接拨向公立医院的钱有所回落。2021年，平均每家公立医院获得财政拨款3782.1万元，比2020年的财政拨款减少六分之一。
“明年的设备购置预算，财政支持力度不算太大，需要自筹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报得不多。”一家公立医院院长对《财经》记者表示，在此之外想买更多设备，就要考虑申请贴息贷款了。
相比于3.5万家医院，守在居民家门口的97万个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是财政支持的另一端流向，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等，2020年共获得财政拨款约2487亿元，比2019年增加337亿元。
因为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轨迹，在家门口看病的人变多了。
由此，卫生费用流向也有所改变。《202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显示，与2019年相比，2020年医院费用中，城市医院、县医院费用占比分别下降2.94个百分点、0.74个百分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费用占比分别上升0.20个百分点、0.05个百分点。
疫情催生的这些转变最终走向如何，还需要持续观察。
看病的钱从哪里来
即使在疫情之下，“看病”还是个人卫生支出的大头。小到买感冒药，大到癌症治疗，每一个人都切身体会着看病花销的增长。
2012年-2021年，中国人均卫生费用从2076.67元，上涨至5348元。
一位北京居民算过，家中老人感染流感后住进重症监护室（ICU），每天的花费8000元-2万元，即使卖了东北老家和北京的房子，也只够老人在ICU里待50天。
要消除“一场大病拖垮一个家庭”的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国际经验是，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低于20%。
逐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是医改的一项明确目标。过去十年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34.34%，缓慢降至27.60%。
普通人很难感受到这种比例的收窄。因为，过去五年，中国人均个人卫生支出年均增速为10.27%，高于居民人均可支配现金收入增速7.93%。
“增加的床位、提升的设备，逐步应用，就会转化为对支付方的压力，政府、社会、个人都需分担。”上海财经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前主任俞卫对《财经》记者说。
“财政支出比重再提升的空间很小。”俞卫分析，在现有经济压力下，尤其考验医保基金如何管好、花好。
基本医保基金承担着社会卫生支出增长重担。2021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支出2.4万亿元，相比于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收入4.18万亿元，承担了全国看病费用的57.4%。
基本医保已经成为了国人看病最主要的买单方，甚至在未来的一段周期内，其分量还将继续提高。
要在这座持续向上堆叠的卫生经费高塔中，进一步降低个人的负担，朱铭来认为，“需要个人和政府在资金分配上，更多地向社会卫生支出倾斜，通过保险的模式分散风险。”
也就是说，降低“因病致贫”的可能性，是需要扩大医保这个最大支付方的调配能力，让更多钱精准到达有需要的患者。
最直观的做法是扩大医保“蓄水池”。
财政支出已经在逐渐向医保倾斜。2022年，财政对中国居民医保参保补助标准人均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10元。疫情之前的五年，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中，对医保的投入从47.99%上升到51.00%。
个人要缴纳的医保也提高了30元，达到每人每年350元。人均筹资标准达到960元。个人缴纳保费年限亦有延长，如2023年1月1日，广东全省职工医保累计缴费年限将统一为男职工30年、女职工25年。
然而，医保基金的筹资增速还是在下降。2020年，受阶段性减半征收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影响，医保社会筹资增长放缓至4.91%。
原因是，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已经稳定在95%及以上，增长空间有限。俞卫分析，“3.5亿城镇职工医保大部分由企业缴纳，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大部分依赖财政补贴。当前的经济形势，这两个方向的筹资压力都很大。”
朱铭来认为，要依靠基本医保兜住国人看病的花销，还需要长时间的、更深层次的医保制度改革。
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机制，就是一种结构性改革。它减少了原本要分散给个人账户的医保资金，集中统筹，用于门诊看病患者的医保报销。这一举措实施后，原本门诊报销比例低于50%的地区，普遍降低了个人自付费用。
还有一个好的现象是，社会卫生支出中的另一个支撑力量，商业保险更为受到重视。2015年-2020年商业健康保险的赔款和给付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1.86%增至4.05%。
“既要给医保的水池蓄水，也要堵住漏洞。”朱铭来说，在医保改革的同时，还要严管过度医疗，避免重蹈高福利国家医保破产的困局，给商业保险足够的发展空间，缓解基本医保的压力。
来源：财经大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