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无知的人并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而是不明了自己的人。当一个有学问的人依赖书本、知识和权威，借着它们以获取了解，那么他便是愚蠢的。了解是由自我认识而来，而自我认识，乃是一个人明白他自己的整个心理过程。因此，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因为整个生活是汇聚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
目前我们所谓的教育，只是由书本聚集见闻、知识，这是任何懂得阅读的人都办得到的。这种教育提供了一条巧妙的逃避自我之途，如同其他所有的逃避方式一样，它无可避免地制造出有增无减的苦难。冲突和混乱，是由于我们和他人、事物、概念之间差错的关系而产生，除非我们了解此项关系而改变了它，否则，仅仅知识的学习和堆砌，各种技能的获取，都只会将我们导向更深的混乱和毁灭。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我们将子女送入学校，学习一些技能，借此在来日谋生。我们对孩子最急切的渴望，就是将他塑造成一个专家，希望给予他一个安全的经济地位。然而，技术的训练能使我们了解自己吗?
虽然，显而易见的，懂得念书写字、学习土木工程或其他某种职业，是必需的，然而技术能给予我们了解生活的能力吗?技术，无疑，是次要的;如果技术是我们唯一奋力以求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摒弃了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了。
生活，是痛苦、喜悦、美、丑、爱，一旦我们将它整体地加以了解，那么这项了解在各方面都会创造出它应有的技术。不过，相反的说法就不是真的了：技术永远无法产生创造性的了解。
今日的教育已全盘的失败，因为它过分强调了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过分强调，我们便毁灭了人。磨练技能和效率，然而对生活却不了解，对思想，欲望的行踪不能领悟，只会使我们变得日益残暴无情，以至于触发战争，危害了我们肉体上的安全。由于单单培养技术，已经制造出许多科学家、数学家、造桥工程师、征服太空的人，但这些人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吗?一个专家能把生活加以整体地体验吗?唯有当他不是专家时，这才有可能。
技艺上的进步，在某种层面上，确实为某些人解决了某些问题，然而，它也带来了更深更广的问题。生活在某种层面里，而忽略了生活的整体过程，必然会招致不幸与毁灭。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乃是对生活要有整体的了解，这才足以使他面临生活上日益增加、错综复杂的问题。
技术上的知识虽然重要，它却不能解决我们内心的压力和心理上的冲突;由于我们获得了技术上的知识，而缺乏对生活整体过程的了解，所以技术变成了一种毁灭的手段。一个知道如何分裂原子，而内心却没有爱的人，便成了一只恐怖的怪物。
我们依照自己的才能而选择一项职业;然而，遵循一项职业就能使我们免于冲突和混乱吗?某种技术的训练似乎是必须的;但是，当我们个个都变成工程师、物理学家、会计师之后——又怎样了呢?从事一项职业便是生活吗?显然我们大部分人都以为如此。我们的职业可以使我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忙碌;然而，我们所制造出来却使我们如此着迷的种种东西，却正好引起了毁灭与不幸。我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将一切事物和职业变成妒嫉、痛苦和仇恨的工具。
只有工作而不了解自己，会导致挫折，以及因为挫折，而进行各种有害的活动以及逃避的种种方式。只有技术而没有了解，会导致仇恨与残暴——这些我们却用听来悦耳的言辞加以掩饰。如果技术与效率的结果是自相毁灭，那么强调它们又有何价值呢?我们的技术进步是神奇的，然而它只增强了我们互相毁灭的能力，而在世界各处，却存在着饥馑与贫穷。我们并不和平、快乐。
一旦“功能”凌驾一切，生活便变得沉闷、无聊，成为一种机械似的、贫乏的例行公事，使我们逃入各色各样的娱乐消遣中。聚集知识与发展能力——这是我们所谓的教育——使我们无法获得充实的完整生活与行动。由于我们不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所以便紧紧抓住能力和效率——它们也就变得如此地重要了。然而，“整体”无法经由“部分”来了解;它只能借着行动和经验来了解。
注重培养技术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给予我们一种安全感，不仅是经济上的安全感，而且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知道自己有能力，有效率，足以使我们心安。知道自己会弹琴，或会造房子，使我们有一种活力感，一种逼人的独立感。然而。由于渴望心理上的安全而强调了能力，这是摒弃了充实的生活。生活的整个内容无法预知，它必须在每一时刻加以重新体验;我们对未知的事物有所恐惧，所以，我们以体系学说、技术、信仰，为自己建立了心理上的安全地带。只要我们寻求着内心的安全，则生活的整体过程，将无法被我们所了解。
正确的教育，一方面鼓励技术的学习，同时也应该完成某种更为重要的事;它应该帮助人去体验生活的完整过程。这种体验才能将能力和技术置于它们应有的地位。如果一个人真正有话说，那么在他说话时，便会创造了他自己的格式。然而，学习一种格式而没有内心的体验，则只会导致肤浅。
世界各地的机械设计师，都正疯狂地制造出不需要人们操作的机器。在这种几乎一切都靠机器操作的生活里，人会变得如何呢?我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闲暇，却不知道如何明智地加以利用。因此，我们便借着知识，借着愚蠢的娱乐，借着理想以寻求逃避。
我相信有关教育理想的著作已经不少，可是我们却处在比以前更大的混乱之中。要教育一个孩子，使他完整而自由，是没有方法可以依循的。只要注重原则、理想和方法，我们便不能使他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动，以及他所引起的恐惧、冲突之中解脱。
理想或者完美乌托邦的蓝图，都永远无法产生内心的彻底改变——而内心的彻底改变却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要终止战争以及全世界的毁灭的话。理想无法改变我们既存的价值观;后者要得以改变，唯有借着正确的教育——也就是培育对于“现在存在的事物”的了解。
当我们为了某个理想，为了未来而努力，我们是按照对此未来的概念而塑造个人;我们对于人一点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只是“人应该如何”的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应该如何”变得比“现在存在的事物”——换句话，就是个人和他本身错综复杂的问题——更重要了。如果我们着手于直接了解个人，而不通过我们所设想的“他应该如何”的布幕来看他的话，那么我们关切的便是“现在存在的事物”了。这时，我们便不再想要改变个人。我们关心的只是帮助他了解他自己，而没有私人的企图或利害关系。如果充分觉察到“现在存在的事物”，我们便会了解它，摆脱了它的束缚而得以自由。因此，要觉察到真正的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想要成为其他东西的挣扎。
理想在教育中并不重要，因为理想妨碍了对“现在”的了解。显然，唯有不逃避到未来，我们才能觉察到现在存在的事物。转向“未来”，追逐理想，表示心智的怠惰，以及一种想要逃避“现在”的欲望。
追求一种现成的乌托邦，不就是否定了个人的自由和完整吗?一旦一个人追随某种理想、某种模式，一旦一个人有“将来应该如何”的公式，他的生活不是非常肤浅而且机械化了吗?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想家或有着机械化心智的人，而是有智慧且自由完整的人。只知制造完美社会的蓝图，乃是为了“未来”而争论、而流血，然而对现在存在的事物却不闻不问。
如果人只是机械体，只是自动机器，那么“未来”便可以预知，完美的乌托邦便可以拟定。我们便能够仔细地设计一个未来的社会，为它工作。然而，人并非机器，取法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型加以设计。
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有许多影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作用。而为了“未来”而牺牲了“现在”，我们便是追求着一项错误的手段，以为借此可以达到一个可能正确的目标。然而，手段决定了目标;何况，我们是何许人，竟能决定“人”应该如何?我们有何权利，能够决定将“人”按照某种特定模式——这个特定模式乃是从某本书上学来，或是受我们自己的野心、希望和恐惧所规限——而加以塑造?
正确的教育，与任何的意识形态都不相关——不论这意识形态保证能在未来产生何种乌托邦;正确的教育，不是以任何体系为基础——不论它是多么精心构想得来;正确的教育也不是一种手段，借以把个人加以某种特定的限制。真正的教育，乃是帮助个人，使其成熟、自由，绽放于爱与善良之中。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而非按照理想的模式来塑造孩子。
任何依照资质而将孩子加以分门别类的方法，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由此产生了对立，助长了社会上的派别区分而无法培养出完整的个人。显然，任何方法，任何体系都无法提供正确的教育，而执着地信奉某种方法，则表示出教育的怠惰。一旦教育以呆板的原则为基础，它足以制造出有效率的男男女女，却无法培育出有创造力的人。
唯有爱才能触发对他人的了解。有了爱，才会和别人在同一层次，同一时间有即时的沟通。由于我们自己思想干枯、空洞，没有爱，所以，我们才把孩子的教育和我们的生活方针拱手让给政府和体系来接管。然而，政府需要的是有效率的专家，而非“人”，因为“人”对政府是个威胁——对于组织化的宗教，“人”也是个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组织化的宗教，要设法控制教育的原因。
人的生活，绝对不能符合于某种体系，不能强行纳置于框架之中——不论它构想得多么高贵。而一颗仅仅被训练来接受知识的心，无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化与奥妙，以及生活中的深渊与峻岭。当我们依照一套思想体系，或依照某种特定的规律，来训练我们的子女;我们教他们限制在种种不同的部门内思考，便是阻止他们成长为完整的男男女女。因此，使他们没有能力做明智的思考——也就是把生活当做一个整体来面对。
教育的最大任务在于产生一个完整的人，能将生活加以整体地处理。理论家就像专家一样，对整体毫不关心，他只关心某一部分。只要一个人追逐某种理论的模式，他便不是完整的;而大部分依持理论的教师都忽视了爱心，他们心中干枯无情。为了研究孩子，一个人必须警觉、小心、自觉，而这么做比起鼓励孩子遵守一种理论，需要更大的智慧。
教育的另一个任务，是制造新的价值。仅仅将既存的价值置于孩子的心中，使他符合理论，这是将孩子加以限制，而非唤醒他的智慧。教育和目前的世界危机息息相关，明白了世界骚乱的原因的教育者，应该自问如何唤醒学生的智慧，帮助新生的一代不再制造冲突和灾难。教育者必须付出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关怀和情爱，以创造出正确的环境和智慧的培养，使得孩子长大成人后，能以智慧处理他所面临的人生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必须了解他自己本身，而非依赖种种意识形态、体系或信仰。
让我们不要依据原则和理想来思考，让我们关怀事物的真面目。因为，只有考虑到现存的事物，才能唤醒智慧，而教育者的智慧，远比教育的知识更重要。当一个人遵循一种方法——即使这种方法，是由一个深思而智慧的人所拟定——方法本身便变得十分重要，而孩子则只有当他符合方法时，才显得重要了。我们把孩子加以比较，加以归类，然后依照某种方式着手教育他。这种教育方式对教育者来说也许方便，然而，遵循一种学说或是对意见与学识的专横态度，都无法产生一个完整的人。
正确的教育，在于了解孩子本身(the child as he is)而不将我们认为的他“应该如何”加诸他的身上。将他围困于“理论”的框架里，是鼓励他的顺从附和。如此会滋生恐惧，在孩子的心中产生了“他的真面目”和“他应有的样子”之间的不断冲突;而一切内心冲突，都会向外表露于社会。理论，是我们了解孩子，以及孩子自我了解的实际障碍。
一个真正希望了解孩子的父母，并不通过某种理想的幕布去看孩子。假如他爱孩子，他便会观察孩子，研究孩子的倾向、性情和他的特性。唯有当一个人不爱孩子的时候，才会把某种理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如此一来，由于要求孩子成为这样的一种人或是那样的一种人，一个人的野心，便借着孩子而获得实现。如果，一个人爱的不是理论，而是孩子，这时，才有帮助孩子了解他真实自我的可能。
譬如说，如果一个孩子撒谎，那么把“诚实”的理论，摆在他的面前又有何用呢?我们必须找出他为何撒谎的原因。要帮助孩子，我们必须花费时间去研究他，观察他——这就需要耐心、爱与关怀。然而，一旦我们没有爱，没有了解，那么，便会把孩子强迫纳入我们称之为理想的某种行动模式中。
理论是一种方便的逃避方式，遵循理论的教师无法了解他的学生，无法明智地处理他们的问题。对这种教师来说，未来的理论，“应该如何”是比眼前的孩子更为重要。理论的追求，排斥了爱，而缺乏了爱，任何有关人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
正确的教师不会依赖某种教育方法，他会对每一个个别的学生加以研究。我们与孩子、少年的关系，处理的并非是那种可以迅速加以修补的机械，而是易受影响、变幻不定、敏感的、恐惧的、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要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具有深入的了解力，以及忍耐与爱的力量。缺乏这些东西时，我们便求助于迅速而简易的补救方法，希望由此获得神奇而必然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力，如果我们的态度和行动都是机械化的，便会再使人为难，且在无法以机械式的回答来解决的问题之前退缩，这就是我们教育上的一项主要问题。
孩子是“过去”和“现在”两者的产物，因此他已经受到了限制。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环境背景传递给他，就会使他和我们的限制永远延续下去。唯有了解我们的自己的限制，而且由此解脱，我们才会有根本的改变。倘若我们自己仍在限制之中，却讨论着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这是毫无益处的。
孩子年幼时，我们自然必须保护他们免于肉体上的伤害，使他们不会感到身体上的不安全。但是，不幸的，我们并不止于此;我们还希望塑造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我们希望训练他们，使其合乎我们的憧憬和意图。我们设法借着孩子来满足我们自己，经由他们来使我们自己不朽。我们在孩子的四周筑起围墙，以种种的信仰、意识形态、恐惧和希望，将他们加以塑造——而当他们在战争中死亡、残废，或是由于生活上的经验而遭受痛苦时，我们便痛哭、祈祷。
这种种生活上的经验，并不能带来自由;相反地，它们加强了自我的意志力。自我是由一连串具有保护性与扩张性的反作用所组成，而自我的实现，永远只是它自身的投射和使人心满意足的同一化(identification)的结果。只要我们是借着自我——“我”和“属于我的”——来解释经验，只要“我”，自我，借着它的反作用而延绵不绝，那么，经验便无法从冲突、混乱、痛苦中解脱。唯有当一个人了解自我——“经验者”——种种的性质，自由才会来临。唯有当“经验者”不是自我以及自我所聚集的种种反作用，那时，经验才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成为创造。
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孩子，使他们从自我的种种存在方式——它们引起太多的痛苦——中解脱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便要开始改变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与他之间的关系。父母和教育者，借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可以帮助孩子自由，使他如花一般地绽放于爱与善良之中。
目前施行的教育，并不鼓励人去了解那种将心灵加以限制，而且使恐惧不断的遗传倾向与环境的影响，因此，这种教育并不能帮助我们冲破这些限制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任何一种教育，如果它关切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而非人的整体，那么它必然会导致有增无减的冲突和痛苦。
爱和善良，唯有在个人自由的时候才能充分绽放;而唯有正确的教育才能提供这项自由。对既存社会的顺从附和，或是期望一个未来的乌托邦，都无法使个人获得这项领悟力——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领悟力，便会不断地制造问题。
了解了何谓内心自由的正确教育者，能帮助每一个个别的学生，去观察和了解他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加诸自己的强制行为;他帮助学生觉察到那些将他加以限制的种种影响力，以及他自己的愿望，这两者都使他滋生了恐惧。当学生逐渐长大成人，教育者帮助他，借着观察他和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了解自己。因为，造成无止境的冲突和悲哀的，乃是完成自我的渴望。
当然，帮助一个人觉察出生活持久的价值，而不加以限制，是可能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这种个人充分的发展会导致紊乱;这是真的吗?这个世界已经混乱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不曾教育个人了解自己。虽然，个人有一些表面的自由，却也被教导着对于既存的价值加以顺从附和，加以接受。
很多人已经起来反抗这种将人加以组织训练的做法;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反抗只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反作用——这只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黑暗。正确的教育者，觉察到心灵有产生反作用的倾向，能帮助学生改变既存的价值——而非借着反抗此价值的反作用，而是经由对生活整体过程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充分合作，只有当人具有完整性时，才有可能。借着正确教育的帮助，可以在个人身上唤醒这项完整性。
为何经由正确的教育，我们或者我们下一代，也无法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带来根本上的变革?我们从来不曾尝试过正确的教育，由于大部分人似乎对正确的教育感到害怕，因此，我们便无意尝试它。我们不曾真正探讨整个问题，便断言人的天性无法加以改变。事情是什么样子，我们便什么样子地接受了。而且我们又鼓励孩子去适应既存的社会;我们以现在的生活方式将他加以限制，然后满怀希望。然而，这种对既存价值的附和顺从——它将导致战争和饥馑——能被视为教育吗?
我们不要自欺，以为这种限制，将会助长智慧与幸福。如果我们仍然有所恐惧、缺乏爱，无可救药地迟钝麻木，这就表示，我们对于鼓励个人在爱与善良中，没有真正的关心，而宁愿让他继续背负着使我们劳苦且影响了他的悲惨生活。
将学生加以限制，使他接受当前的环境，显然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除非我们自动自发地在教育上加以改革，否则我们对于延续不绝的混乱和悲惨，便负有直接的责任。而当某个可怕而残酷的革命终于爆发时，那只是使另一群人有剥削他人和暴露残酷的机会而已。每一群大权在握的人，都行使他们自己的压制手段——不论经由心理上的说服，或是经由暴力。
为了政治上和工业上的理由，纪律成了目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而由于我们想获取心理安全的这种欲望，我们便接受了各种形式的纪律，且加以实行。纪律保证可以带来某种结果，而我们认为目的比手段更重要;然而手段限定了目的。
纪律的危险之一，是制度变得比制度下的人来得更重要。于是纪律取代了爱，而由于我们内心空洞无情，所以，我们执着于纪律。有纪律，有抵抗，均无法产生自由。自由不是一项目标，不是一种要在未来才获取的目的。自由在于开端，而非结局，它不存在于某个遥远的理想之中。
自由，并非指利用机会，使自我满足，或者忽略对他人的尊重。真挚的教师会保护儿童，以任何可行的方式，帮助他们朝向真正的自由而成长。然而，如果教师执迷于某个意识形态，如果他专断独行、自私自利的话，那就不可能了。
敏感，永远无法借着强制行为而被唤醒。我们可能强迫一个孩子，使他在外表上显得安静。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他为何固执、无理等等。强制造成对立和恐惧，任何形式的奖赏和惩罚，又会使心智卑屈、麻木。如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话，那么以强制为手段的教育，便再好不过了。
然而，这种教育既无法帮助我们了解孩子，也无法建造一种没有分离和仇恨的正确社会环境。正确的教育，依赖于对孩子的爱。然而，我们大部分人并不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了他们而野心勃勃——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自己而野心勃勃。不幸的是，我们为着心智上的事而繁忙，竟没有多少时间来注意情感上的跃动。毕竟，纪律含有抵制的意思;而抵制能够产生爱吗?纪律只能在我们四周筑起围墙;它具有排斥性，永远制造冲突。纪律无助于了解;因为了解来自观察，来自摒弃了一切偏见的探究。
纪律，是控制孩子的一种简易方法。然而，纪律并不能帮助他了解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对于聚集于一间教室里的一大群学生而言，某种强制的方式，借着惩罚和奖赏而行的纪律，可能有助于维持秩序和外表上的安宁。然而，如果有了正确的教育者，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学生，还需要任何的压制——美其名曰“纪律”吗?如果教室内的学生不多，老师能够对每一个学生付于全部的注意力，观察他、帮助他，那么，任何形式的压制或控制，显然都是多余的。如果在这小群学生当中，有某个学生继续捣乱或是无理由地顽皮作恶，教育者则必须探查学生行为不良的原因，它可能是因为食物不当、睡眠不足、家庭纠纷，或某种潜藏的恐惧所引起。
正确的教育，意指自由与智慧的培育，然而，如果存在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恐惧，则这项培育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总之，教育者所关心的，是帮助学生了解他整个生活中的各项纠纷。要求他压抑本性中的某一部分而助长其他部分，会在他心中造成无尽的冲突，其结果是形成社会上的对立状态。产生秩序的是智慧，而非纪律。
附和与服从，在正确教育中没有任何价值。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如果没有相互的爱和尊敬，是办不到的。对长者尊敬的表现，如果借命令而求诸孩子，通常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只是外表的作为，而恐惧便以尊敬的形式出现。没有尊重和体谅，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不可能，尤其是当教师仅仅成了学识工具的话。
如果教师要求学生对他尊重，却不太尊重学生，必然会引起学生的漠视和不敬。如果缺乏对人的尊重，知识只会导致毁灭和不幸。培养对他人的尊敬，是正确教育中主要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教育者自己缺乏这项品格，他便无法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智慧，是对于根本事物的辨识，而要辨识出根本的事物，则必须由心灵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与舒适所投射的种种障碍之中解脱。一旦心灵找不到安全，则恐惧便无可避免;而当人以任何形式被组织化了后，敏锐的觉察力和智慧便被破坏了。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正确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教育应该首先帮助个人了解它自身的心理过程，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智慧是了解自己，并且超越了它;然而一旦心存恐惧，智慧便不可能存在。恐惧败坏了智慧，而且是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行动的种种原因之一。纪律可以压抑恐惧，却不能根除恐惧，而我们在现代教育之下所得来的肤浅知识，只会加深了恐惧。
我们年轻时，不论是在家中或学校里，恐惧便渗入大部分人的心中。父母或教师都没有耐心、时间或智慧，去驱散我们童年时本能上的恐惧——当我们成年时，这种本能上的恐惧便支配了我们的行为和判断，制造出许多问题。正确的教育，必须考虑到这项恐惧的问题，因为恐惧扭曲了我们对生活的整个看法。解除恐惧，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正确的教育才能使人解脱恐惧的束缚而享有自由——只有在自由之中，深刻而富创造性的智慧才能存在。
对于任何行动加以奖赏或惩罚，只是加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以他人之名，以国家或上帝之名而做的行动使人产生恐惧，而恐惧无法成为正确行动的基础。如果我们要帮助孩子，使他体谅他人，便不该把爱作为一种贿赂，而要花费时间，耐心地为他解释何谓体谅他人。
如果为了奖赏而体谅他人，那么尊重他人便是虚有其名，因为这时贿赂或惩罚比尊重之情来得重要多了。如果我们不尊重孩子，而只是以奖赏引诱他，或以惩罚威吓他，那么我们便是助长了他获取利益的观念和恐惧感。由于我们自己所受的教养，是为了有所收获才采取行动，所以，我们不知道有一种不含有获取利益之欲望的行动。
正确的教育，鼓励孩子对他人尊重体谅，而无需任何的诱饵或威吓。如果我们不再汲汲求取即时可得的成效，我们会发现：教育者和孩子皆可从恐惧惩罚和渴望奖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中解脱。然而，如果在人与人关系中有权威存在，则强制的行为将无法终止。
如果我们考虑的是私人的企图和利益，那么服从权威便有许多的好处。然而，以个人升迁和利益为基础的教育，只能建造出一个竞争，对立与残酷无情的社会结构。我们便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被教养长大，而心中的怨愤和混乱自是显而易见。
我们被教导着去顺从一位教师的权威，一本书的权威，因为这么做是有利可图的。生活上每一部门的专家，从牧师到官僚，都掌握着权威，支配着我们。然而，任何利用强制方式的政府或教师，都无法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对于社会的幸福与安宁，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有正确的关系，那么便不应该强制，甚至说服也不行。握有权威的人和屈服于权威之下的人，两者之间，怎么会有亲爱之情和真诚的合作呢?冷静考虑权威这个问题，以及它所包含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明白渴望权力这一欲望本身，是具有毁灭性的，那么对于权威的整个过程，便会有即时而自发的了解。等到权威丢弃时，大家才能合伙相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有合作和亲爱之情。
教育上的真正问题是教育者。如果教育者利用权威作为免除自己麻烦的手段，如果他把教育当作一个扩张自我、满足自我的方法，那么即使是一小群学生也会成为他私人野心的工具。
对于权威与支配心的潜藏动机，必须加以深入的洞察。如果看出智慧无法经由强制的行为而被唤醒，那么对这事实的领悟，将使我们的恐惧之心化为灰烬，然后开始培育一个和现在社会秩序完全不同，而且远远地超越了它的新环境。
要了解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上的冲突和痛苦，我们必须摆脱权威——包括有组织的宗教权威——而独立思考。然而，如果我们为了帮助孩子而在他面前设下具有权威性的榜样，那么，我们只助长了恐惧、模仿，以及各种形式的迷信。
那些有宗教倾向的人，设法把他们的信仰、希望和恐惧，强行灌输给孩子;那些反宗教的人也同样渴望以他们偶尔学来的特有思考方式来影响孩子。我们都要孩子接受我们崇拜的形式，或把我们所选择的意识形态铭记于心。被自己或他人所构想的意念和公式化的思想纠缠混淆，是十分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必须随时警觉小心。
我们所谓的宗教，仅是有组织的信仰以及它的种种教条、仪式、奇迹和迷信。每个宗教都有它的圣书、教主、教士以及威吓人们、控制人们的方法，大部分人都被这些所限制，我们认为这便是宗教教育。然而，这项限制离间了人，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对抗，它不仅仅是在信仰者之间，而且在其他不同信仰者之间制造了对立。虽然所有的宗教都说他们崇拜上帝，而且说我们必须彼此相爱，然而它们经由奖赏和惩罚的教义，在人们心中灌输了恐惧，而且经由他们互相敌对的教条，延续了疑忌和对立。
教条、奇迹和仪式，这些都无助于精神生活。真正的宗教教育，鼓励孩子了解他自己和他人、事物、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了关系，才有存在;而没有自我认识，一切的关系——和一个人或和多数人的关系——都会造成冲突与悲哀。当然，对孩子充分的解释这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教育者和父母明白了“关系”的全部意义，那么借着他们的态度、行为和言辞，一定可以把精神生活的意义传递给孩子，而不需多费唇舌。
我们所谓的宗教训练，并不赞成人们询问与怀疑，然而，唯有对社会和宗教的价值观加以探讨其意义时，我们才能发现何谓“真实”。教育者的任务，在于深入地检视他自己的思维和感情，并且将那些使他安全与舒适的价值观抛弃，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帮助学生自觉，并且了解他们自己的冲动和恐惧。
一个人年轻时，是迈向正直、明智之时;而我们年长者如果有了解力的话，能帮助年轻人使他从社会加诸他身上，以及他自身所投射的种种障碍之中解脱。如果孩子的心没有被宗教的先入为主观念和偏见所塑造的话，那么他将可自由地经由自我认识而去发现那超越他自身的事物。
真正的宗教，并非是一套信仰和仪式、希望和恐惧;如果让孩子避免这些阻碍他的种种影响力而成长的话，那么，也许当他成年时，他将开始探讨何谓真实，何谓上帝。因此，在教育孩子时，深入的洞察力和了解是必须的。
大部分倾心于宗教、谈论上帝和永生的人，根本不相信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完整性。然而，宗教，是在寻求真理中培养自由。对于自由，是无可妥协的。个人的部分自由绝非自由。任何种类的限制，不论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都不是自由，而且永远无法带来和平。
宗教并非是一种限制的形式，它是一种存在着真实、上帝的宁静状态。然而，唯有自我认识和自由存在时，那种创造性的状态才会出现。自由产生德行，而没有德行，宁静无法存在。平静的心不是一个被限制了的心，它不是通过纪律或训练才变得寂静。唯有当心灵明白了它自己的种种存在方式——也就是自我的种种存在方式——平静才会出现。
有组织的宗教，是人们冻结了的思维，人们以此建造寺庙和教堂;它成了胆怯者的安慰品，哀伤者的麻醉剂。然而，上帝或真理远远地超越了思维，超越了情绪上的需求。对制造恐惧和悲哀的心理过程有所认识的父母和教师，都足以帮助年轻人去观察、了解他们自己的种种冲突和灾难。
当孩子成长时，我们年长者能够帮助他们沉着冷静地思考，帮助他们去爱，而不滋生仇恨。然而，如果我们一直互相残杀，如果我们无法深深地改变自己而为这世界带来秩序与和平的话，那么这些宗教的圣书和神话，又有什么价值呢?
真正的宗教教育，是帮助孩子获得明智的觉察力，能辨析瞬息即逝与真实的事物，能无私心地面对生活。在家中或在学校里，如果能思及某一严肃的问题或阅读一篇有深度、有意义的文章，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不是比喃喃地念着那些重复的字句来得有意义吗?
过去的人们以他们的野心、传统和理想为这世界带来了悲哀和破坏，也许，继之而来的人们借着正确的教育，能终止这世界的混乱，建造一个快乐的社会秩序。如果年轻人具有探究的精神，如果他们不断地寻觅一切事物——政治上、宗教上、私人或周围环境——的真理，那么身为青年将有极大的意义，而一个美好的世界便有希望了。
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好奇的，他们想要了解。然而，他们热切的探究之心由于我们权威性的断言，我们的傲慢的焦躁之情，以及我们对于他们好奇心的随意漠视而变得麻木迟钝了。我们并不鼓励他们探究，因为我们害怕他们将发出的问题;我们并不培育他们的不满之情，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停止找寻了。
大部分的父母和教师都害怕不满之情，因为它妨碍了各种形式的安全感，所以，他们鼓励年轻人借着安稳的职业、遗产、婚姻，以及宗教教条的慰藉来克服不满之情。年长者对于使心灵迟钝麻木的许多方法太清楚了，所以他们用自己从前接受了的权威、传统和信仰，强迫灌注于孩子的心，使得孩子也像他们一样的麻木迟钝。
唯有鼓励孩子对任何他所读的书加以质询，对种种既存的社会价值、传统、政府的形式、宗教信仰等等加以探究其真伪，教育者和父母才有希望唤醒，并维持孩子批判性的机警和敏锐的洞察力。
只要是稍微活泼的年轻人都充满了希望和不满之情，这是必然的，否则他们早已经衰老待毙了。而所谓老者，乃是那些曾一度不满，如今终于成功地熄灭了那不满的火焰，以各种方法找到了安全感和舒适的人。他们渴望自己和自己家庭的永存不朽，他们热切地希望在种种观念、关系、占有之中找到信心，所以当他们感到不满时，他们便埋首于责任、工作或任何其他的事，以便逃避那种使人骚扰不安的不满感觉。
我们年轻时，心怀不满，不仅不满意我们自己，而且对周围的事物不满。我们应该学习清晰而无偏执地去思考，使得内心不会依赖，没有恐惧。需要独立的，不是我们在彩色地图上称之为我们的国家的那一块有颜色的土地，而是作为个人的我们自己。虽然外表上我们互相依赖，然而如果在内心，我们没有求权力、求地位、求权威的渴望，那么外表上的互相依赖，便不会变成残酷或互相欺压。
我们必须了解那使我们大多数人害怕的不满之情。不满之情可能带来类似的表面混乱，然而，如果它导致——这是必然的结果——自我认识和自我牺牲，那么他将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持久的和平。随着自我牺牲而来的，即是无尽的喜悦。
不满是导致自由的途径，然而要能够不偏执地去询问，便不能有情绪上的消遣——它所取的形式常是政治集会、呼喊口号、寻求宗教教师或精神导师，以及种种宗教上的陶醉。这种消遣麻木了心智和情感，使人缺乏洞察力，因此很容易被周围环境和恐惧所牵制。对生活的重新了解，来自热烈燃烧的探询欲望，而非来自对于大多数人的轻易模仿。
年轻人非常容易被牧师、政客、富人或穷人所说服，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思考。然而，正确的教育应该帮助他们留意这些影响，使他们不要像鹦鹉似地重复口号，或落入任何他们自己或别人的贪婪狡诈陷阱之中。他们不能让权威窒闷了心智和情感。跟随他人——不论这人是如何地伟大——或是依附一种使人心满意足的意识形态，都不会产生一个和平的世界。
当我们离开学校，许多人便丢下书本，好像学习到此为止;有的人则受到激励，要拓广他们的思想范围，便继续念书，吸收别人说过的话，因而沉迷于知识之中。一旦知识和技术被作为成功与控制的手段而加以崇拜，那么世上便会有无情的竞争、对立，以及为了食物而永无止息的争斗。
只要成功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便无法免除恐惧，因为成功的欲望滋生了对失败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不可教导年轻人崇拜成功的原因。大多数人都寻求某种形式的成功，比如在网球场上，在事业上或在政治上。我们大家都想爬到顶上，而这种欲望在我们内心及与邻人之间造成了无止境的冲突;它导致竞争、猜忌、仇恨，而最后便是战争。
像年老的一代一样，年轻人也寻求成功和安全。虽然起初他们可能不满，然而他们不久便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于是害怕对社会说一声：不。他们自己的欲望之墙开始包围他们，他们便固步自封，掌握了权威。不满之情——这是探讨、寻求、了解之火——变得滞钝，而致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渴望较好的职业、安稳的婚姻、飞黄腾达;所有这一切都是渴望越来越稳固的安全。
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没有重大的分别，因为两者都是自己的欲望与满足的奴隶。成熟与否，不是年龄上的问题，它来自了解。热烈的探询之心，也许比较容易为年轻人所有，因为老年人遭遇了生活上的各种波折，被种种冲突所折磨，而死亡正以各种方式等待着他。这并不是说，老年人无法作意义深远的探讨，只是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罢了。
许多年轻人都不成熟，甚至幼稚，这个原因助长了世界上的混乱和悲惨。对于泛滥于世界上的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年长者难辞其咎;而我们不幸的弱点之一，乃是希望别人代替我们自己采取行动，来改变生活的轨道。我们等候别人反抗，重新建造，而我们自己在未确知有结果时，却袖手旁观。
我们大部分人所追求的是安全与成功，而一个寻求安全渴望成功的心灵，并非是一个具有智慧的心灵，因此也就不能产生完整的行动。唯有当一个人觉察到他自身的观念，觉察到种种的种族上、国家上、政治上、宗教上的偏见，这时才会有完整的行动。也就是说，唯有当一个人明白了自我的存在永远具有分离性的时候，才会有完整的行动。
生活是一口深井。一个人可以带着小桶来到井边，只汲取少量的水，也可以用巨大的容器汲取足以滋养的充足水分。一个人年轻时是探究和从事一切实验的时候。学校应该帮助青年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天赋和职责，而不要仅以事实和技术上的知识填塞他们的内心。学校应该是一片沃土，使学生可以毫无恐惧、快乐而完整地生长于其间。
教育一个孩子，是帮助他了解何谓自由和完整。要自由、则必须要有秩序——这只有德行才能办到;而完整性之所以产生，则必须要有极单纯的心。我们必须由无尽的复杂迈向单纯，我们必须在内心的生活和外在需求中变得单纯。
现在的教育所关心的是外在的效率，它完全忽视——或有意歪曲——人的内心;它只发展人的某一部分，而让其他部分自生自灭。我们内在的混乱、对立和恐惧，始终会胜过外在的社会结构——不论这结构构想得如何高尚，这社会是如何机巧地被建造起来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我们便会互相毁灭，而每一个人的外在安全便会失去。正确地教育学生，是帮助他了解他自身的整体过程，因为唯有以完整的心灵融入日常生活，这时才会出现智慧，才会有内心的改造。
除了提供知识和技术训练外，教育尤其应该鼓励学生对生活有一个完整的看法，应该帮助学生认识他内心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并且铲除偏见，打消对追求权力与掌控的追逐。它应该鼓励正确的自我观察，以及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加以体验——那就是不必强调其中的某一部分——“我”和“属于我的”，而是帮助心灵超越自身，以便发现真实的事物。
自由，只产生于一个人在其每日生活中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在他和人们、事物、观念、大自然的关系中的自我认识。如果教育者帮助学生成为完整的人，那么对于任何一个生活上的特殊状况，便不会狂热而无理地强调了。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有了自我认识，制造迷惘的力量才会消失，而唯有此时，真实或上帝才有存在的可能。
人类如果想要脱离任何危机——尤其是现在的世界危机——而不至于粉身碎骨，则必须完整无缺。因此，对于真正关怀教育的父母和教师，其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发展一个完整的个人。要做到这件事，显然教育者本身必须是个完整的人。所以，正确的教育至为重要，不仅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年长的一代也一样——如果他们乐意学习，而不僵固于行为轨道中。我们本身的问题比传统上所说的应该如何教导孩子更重要，如果我们爱孩子，我们将会留意，使他们受教于正确的教育者。
教育不应该成为一种专家的职业。如果这种情形发生——通常就是如此，爱便消逝无踪;而在完整化的过程中，爱却是不可或缺的。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则必须从恐惧中解脱。无所恐惧的心，带来了一种免于残暴、不轻视他人的独立性，而此种独立性是生活上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了爱，我们便无法解决许多互相冲突的问题;没有了爱，知识的获得只助长了混乱，导致自我毁灭。
一个完整的人会借着体验而获取技术，因为创造的动力制造出他自己的技术——这便是最崇高的艺术。如果一个孩子有绘画的创造动力，他便着手绘画，不会被技巧的问题所烦累。同样，那些体验着人生，因而从事于教育的人们，乃是唯一真正的教师，而他们也会制造出自己的教育方法来。
这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然而这才是一项深入的革命。如果我们加以深思，就可以发现它在社会上产生非凡的效果。今日，我们大多数人由于成了墨守成规的奴隶，因此在四十五岁或五十岁时，便被淘汰了。由于顺从附和，由于恐惧和接受，我们的一生便完了，虽然我们仍挣扎于这个社会中——除了那些支配着这社会而活得安全的人们，这社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教师明白了这一点，而且本身真正体验过，那么不论他的性情，能力如何，他的教导将不会成为例行的公事，而会成为一种帮助学生的工具。
要了解一个孩子，我们必须在他游戏时观察他，在他种种不同的情绪下研究他。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偏见、希望和恐惧投射到他的身上，或是塑造他，使他适合我们欲望中的类型。如果我们不断地以自己的喜好与厌恶来判断孩子，必然会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中，或与世界的关系中，制造出种种的藩篱与障碍。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希望以一种使自己的虚荣或个人的特殊反应获得满足的方式，去塑造孩子。我们在具有排斥性的占有欲与支配欲中、获得了种种慰藉与满足。
显然，这项过程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他人的强制行为。因此，了解这项艰涩而复杂的支配欲非常重要。支配欲有许多微妙的方式，而且它根深蒂固地自以为是。在无意识中，那种因含有支配欲的想帮助他人的意图，是很难被了解的。有了占有欲，爱能存在吗?那些我们想加以控制的人和我们之间会有心灵的沟通吗?支配欲，是利用他人以达到自我的满足，而一旦我们利用他人，便没有了爱。
有了爱，便有了尊重，不仅是尊重孩子，而且是尊重每一个人。除非我们深深地有感于这个问题，不然我们将永远寻不出正确的教育方式。仅仅技术上的训练必会造成残暴无情，而为了教育孩子，我们必须对生活的整体运行有所感觉。我们所思、所为、所言，关系至为重大，因为它们造成了一种环境，而这环境不是帮助了孩子，便是阻碍了孩子。
因此，对这问题至感关切的人必须着手了解自己，才有助于社会的改造;我们要把建设新的教育当作切身的责任。如果我们爱孩子，难道不会找出一条终止战争的途径吗?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使用“爱”这个字眼，而缺乏“爱”的实质，那么这整个人类悲惨处境的复杂问题将继续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于我们自身。我们必须着手于了解自己与他人，与大自然、观念、事物的种种关系，因为欠缺了这种了解，便没有希望，没有方法足以走出冲突与痛苦之境。
抚育孩子，需要明智的观察和留意，专家以及他们的知识永远无法取代父母的爱。然而，大多数的父母由于自己的恐惧和野心——他们扭曲了孩子的视野，并且加以限制——而污损了对孩子的爱。因此，我们没有多少人关切爱，我们多半关心于爱的外貌。
目前的教育组织和社会结构，并不帮助个人走向自由与完整。如果父母真切地希望孩子能够圆满地达到他完整的能力，他们必须着手改变家庭的影响，而开始建造具有正确教育者的学校。
家庭与学校的影响必须不能互相冲突，因此，父母和教师双方都必须再教育自己。经常存在于个人私生活和作为集体一份子之间的矛盾，会在个人身心以及与外界关系中造成无尽的纠纷。
这种冲突由于错误的教育而受到鼓励与支持，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两者均以他们矛盾的教条助长了混乱。孩子的身心一开始便被分裂了，其结果是在个人和社会中造成祸害。
如果我们爱孩子，并且看到这问题的严重性，能够专心致力于这个问题，那么，不论人数的多寡，我们经由正确的教育和明智的家庭环境，将有助于完整人格的诞生。然而，如果我们像多数人一样，内心充满种种心智上的诡诈，我们将会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毁于战争、饥馑，或他们自己的内心冲突。
正确的教育来自我们自身的改造。我们必须再教育自己，不要为任何主义——不论这主义是多么富有正义，也不要为任何意识形态——不论它对于世界的未来幸福多么富有希望，而互相残杀。我们必须学习怜悯、同情、知足，寻求那至高无上的真实。因为，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
EDU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CHAPTER 2 ‘THE RIGHT KIND OF EDUCATION’
THE ignorant man is not the unlearned, but he who does not know himself, and the learned man is stupid when he relies on books, on knowledge and on authority to give him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comes only through self-knowledge, which is awareness of one’s tot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Thus education, in the true sens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oneself, for it is within each one of us that the whole of existence is gathered.
What we now call education is a matter of accumulating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from books, which anyone can do who can read. Such education offers a subtle form of escape from ourselves and, like all escapes, it inevitably creates increasing misery. Conflict and confusion result from our own wrong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things and ideas, and until we understand that relationship and alter it, mere learning, the gathering of facts and the acquiring of various skills, can only lead us to engulfing chaos and destruction.
As society is now organized, we send our children to school to learn some technique by which they can eventually earn a livelihood. We want to make the child first and foremost a specialist, hoping thus to give him a secure economic position. But does the cultivation of a technique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While it is obviously necessary to know how to read and write, and to learn engineering or some other profession, will technique give us the capacity to understand life? Surely, technique is secondary; and if technique is the only thing we are striving for, we are obviously denying what is by far the greater part of life.
Life is pain, joy, beauty, ugliness, love, and when we understand it as a whole, at every level, that understanding creates its own technique. But the contrary is not true: technique can never bring about creative understanding.
Present-day education is a complete failure because it has overemphasized technique. In overemphasizing technique we destroy man. To cultivate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without understanding life, without having a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 of the ways of thought and desire, will only make us increasingly ruthless, which is to engender wars and jeopardize our physical security. The exclusive cultivation of technique has produced scientists, mathematicians, bridge builders, space conquerors; but do they understand the total process of life? Can any specialist experience life as a whole? Only when he ceases to be a specialis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oes solve certain kinds of problems for some people at one level, but it introduces wider and deeper issues too. To live at one level, disregarding the total process of life, is to invite misery and destruction. The greatest need and most pressing problem for every individual is to have an integrated comprehension of life, which will enable him to meet its everincreasing complexities.
Technical knowledge, however necessary, will in no way resolve our inner,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and conflict; and it is because we have acquired technical knowledge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total process of life that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means of destroying ourselves. The man who knows how to split the atom but has no love in his heart becomes a monster.
We choose a vocation according to our capacities; but will the following of a vocation lead us out of conflict and confusion? Some form of technical training seems necessary; but when we have become engineers, physicians, accountants – then what? Is the practice of a profession the fulfilment of life? Apparently with most of us it is. Our various professions may keep us busy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our existence; but the very things that we produce and are so entranced with are causing destruction and misery. Our attitudes and values make of things and occupations the instruments of envy, bitterness and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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