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李子勋说他的教育心理学是后现代心理学。尽管后现代本身意味着对传统理论的解构和碎片化。但是在谈话中，他并没有流露出企图颠覆什么的野心。他只是一再强调，重视每一个个体的孩子。他关注的是，现在的孩子将在教育下成为什么样的人，来适应2030年到2050年的社会的发展。今天的社会和家庭，能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让他们成为更好、更自然的人。而在心理学这个小小的截面里，孩子和家庭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折射。观念要从家庭这个基本单位开始改变。所以他说，孩子的未来教育，需要父母陪孩子一起长大。
为2030年培养人才
新京报：你对为未来培养人才的理解是什么?有没有具体标准?
李子勋：现在从事教育的都是成年人，尤其是主张教育主体思想的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都是奉行更老的中国传统教育，这种主体教育的稳定性是重要的，不能三天两头改。最近三十年社会发展太猛烈，我们很难想到几年以后会发生什么。现在的教育对现实的适应性需求如此强烈，以前我们也很难预料到。
所以，我想加入未来元素，提倡教育为未来二三十年以后的社会去培养合适的人才。我假定对孩子来说，他们离未来更近。而我们适应未来的能力更弱。如果今天的教育仍在以老一代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可能会增加孩子适应未来的难度。如果意识到我们的教育，是在为2030年培养人才，而不是为过去培养人才，在教育中多一点宽松度，这样对孩子来说就更好。
这本书，没有对未来教育的一个明确蓝图摆在那里，我觉得还是用道家的思想，让一切回归他们的本质，家庭、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只是提供一些条件，好像空气、阳光和水。让孩子的成长处在一个更安全自然的状态中，这是我的主要用意。
新京报：你提到，不要因此否认现有教育里的任何观念?包括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吗?
李子勋：我一贯持并存主义的思想，主体的传统教育很重要，但是家庭教育如果成为助手，继续强化主体教育的话，孩子就失去了一个缓冲和丰富的地带。而孩子不是机器生产的，是多样化的，家庭也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发展和生产的。所以书里强调，真正了解孩子的，是孩子和父母，不可能是别人或某个心理学家，所以家庭要做一个主体教育的补偿系统。主体文化里追求一致性和社会性，包括遵守、服从规矩，按照标准答案来工作，并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创造性和个性，父母需要反思，不要继续强迫孩子完全去匹配主流的教育。
但前提不是说主流教育就不好，中国语言本身带有非此即彼的逻辑似乎书里说这样好就意味着那样不好。书只能这么写，但不代表就是惟一的。教育和营养一样，要求均衡，某方面强调过多，会带来适应不了的后果。
不片面强调西方心理学
新京报：对孩子智力的早期教育，你不赞成过早发展儿童的理性。这是为什么?
李子勋：我们讨论未来的教育取向和智力的早期发展时，总觉得，发展儿童的理性是重要的，过早让他认字，过早让他算数，其实，对发展孩子的直觉能力是不利的。
世界是靠直觉来组建的，直觉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之一。所有的生物体系里面，鸟和蜜蜂都是以直觉来工作。人类过去有很强烈的直觉能力，有了理性科学后，依赖判断和分析，直觉能力和自然智慧就在衰减。就像我们开车记路的能力，有了导航后就会衰减。所以在儿童教育的早期，不要急于把一种成人社会的理性复制给他们，让他们好好发掘自己的直觉能力和对外在世界的感受能力。这样对他们的智力开发更有利，也对他们的人格全面发展更有利。如果你只是告诉他们，语言上的汪汪就是狗的叫声，很可能导致孩子们忽略了感受狗有很多丰富的叫法的事实。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心理学在当下被作为工具，进行中西方心理健康问题的比较?
李子勋：我不赞成简单的比较。心理学是在西方背景下产生，基于理性主义和精神疾病的研究而产生，但是它的研究发展，没有纳入东方文化背景和社会国家的形态。著名的心理学家很少来过东方，也没有把东方人当成建立研究的一个主体人群。
二十年前美国人有个结论，东方人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神经症。后来他们来中国考察后做了矫正。美国达到60分是抑郁，东方人78分才是。因为西方人很直率开朗，而我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不同。玉树地震后的心理治疗，心理学家用创伤理论，没有人搭理你，对他们要用佛学的解释，因为当地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信佛。
西方有个基本的理论。孩子的今天就是社会的明天，今天怎么对待孩子，明天孩子就会回报给社会什么，所以西方强烈要求孩子生活在一个有保障的环境里。不能让孩子挨饿受折磨。如果父母无法养育孩子，国家会提供很多保障。给你救济，但我们的情况很不同。人是文化人，社会条件是形成心理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片面用西方心理学去判断东方人的心理健康与否，这不是一个好的解释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