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近年来大陆持续重拳“扫黄”，大量色情场所消失，其间，性工作者的去向值得关注。综合多个相关研究、观察机构的信息显示，内地密集扫黄之后，性工作者后来的去向各异：部分性工作者转而从事“纯绿色”的服务工作，有的在内地政策宽严不等的省份间流转，也有一定数量的性工作者转战海外。
“是不是严打令更多中国性工作者去外地卖淫呢？我的答案，是。”小林说。小林是深圳一家关注性工作者职业安全和健康的草根团体“夕颜”的工作人员。“东莞扫黄已经一年了，东莞娱乐服务场所的朋友告诉我，这一年她们很凄惨，几乎都没有‘上班’。因此，有的去了其他城市，有的干脆去了其他国家。”
境外华人卖淫现象增多 尽管没有权威数据证明内地扫黄对性工作者外流的直接影响，但诸多个案以及相关调研呈现出二者存在微妙的相关性。
根据世界医生组织（MDM）所创建的“莲花巴士”项目的统计，2002年在巴黎站街华人妇女不到200人。而在2014年，莲花巴士负责人天木・朗表示：“目前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中国性工作者已经超过1300人。”莲花巴士成立的目的在于为巴黎市区日益增多的性工作者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和治疗。
根据莲花巴士所做的一项调查，巴黎的华人性工作者中，80%独自生活，也就是说她们并非受到非法组织的控制。
并且，这些性工作者平均年龄在42岁，90%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孩子。从网络上的公开信息来看，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中国性工作者的服务价格相当廉价，几十欧元起步。
按照法国法律，卖淫本身并不违法，但操纵、鼓励卖淫或直接、间接从他人卖淫的收入中提成则触犯法律。因此会发生上述巴黎警方2月份破获卖淫网络的新闻。依法国法律，此种犯罪可被判最重7年监禁和最多15万欧元罚款。法国警察着重打击的是操纵和组织卖淫的网络，主动拉客的卖淫也属违法。
为避免非法卖淫转入地下造成失控，新加坡政府于2001年决定有限制地允许性工作者在特定地区经营色情事业，设立红灯区。于是，这一“合法”的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华人性工作者前往。华北某市一家服务于女性性工作者的机构负责人介绍，“近期打击比较严，刚有三四个年轻姑娘结伴去新加坡了”。
“相对于其他地方，新加坡在语言方面更方便些”，蓝蓝说，“当然，这也是需要路径的，一般自己去也是摸不着门。一方面有固定的组织带她们过去，或是有亲戚在那边；另一方面是那边有人接，比如那边有人开店，她们过去，然后给人家交些中介费、管理费”。小林则给出一个更大的范围，“这些性工作者有的去了其他城市，也有去香港特区、澳门特区、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去年，我认识的一些中国性工作者，甚至有去迪拜、东京、伦敦、三潘市、纽约、巴黎、罗马等城市的。”
海外性工作风险不小 去年，小林曾受一个民间组织的邀请，去意大利米兰以及附近一个小镇做外展项目――接触和关怀外来的性工作者。在意大利，小林不仅遇到了刚从中国大陆到意大利的性工作者，也遇到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的华人性工作者。“如果老家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有多少人愿意离乡背井呢？”小林称，多数在外的性工作者都面临着语言不通的困境。
天津信爱文化传播中心的蓝蓝也介绍，去境外的性工作者所在环境不一，有的是在当地按摩店或者歌厅，但是一般来说是站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去境外，在新加坡的确比在这里挣得多，一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一到两万。但是那边花费也多，而且地域也不熟悉。”
在境外的华人性工作者引起了一些当地民间组织的注意。“虽然不同国家对性工作的规管方法不同，但境外很多城市，针对性工作者提供的关怀服务是比较人性化的”，小林称，在这些地方，民间团体针对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和职业健康，提供很全面的服务，包括暴力支援、刑事法律咨询支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心理和社会支持等。
法国的莲花巴士就是在“意识到华人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极度缺乏后”创建的，旨在从医疗健康方面引导帮助这个群体。
根据莲花巴士的调查，被调查者中超过三分之一曾经患过传染性性病，46%的妇女没有定期做妇科检查。她们中70%曾遇到过在接待客人时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但将近一半的人并未做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并且，被调查者中的很多人认为，在没有保护情况下的性交后，只要做阴道冲洗即可以避免艾滋病病毒的感染。
这些组织的性工作者是淫媒通过报纸小广告征召的，常自称大学生，使用假名，通过地下出租车网络输送到约定地点。每次卖淫可以得到500至800欧元酬金，其中一部分要交给网络的操控者。据法国警方介绍，嫖客大多是有钱的华商。
出路各不相同 “出现在国外也好，在内地流转也好，都不奇怪”，上海心生的郑煌表示，“性工作者本身就是流动性的，这是其工作性质决定的”。
上海心生是一家致力于改善性别弱势与性少数人群生存环境的民间组织。郑煌在工作中实际接触的案例是，性工作者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太久，变成“熟脸”后容易被警方或当地涉黑组织锁定目标。
在郑煌看来，性工作者流向境外工作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开始的：“去境外是考虑到汇率差。我们调查的情况是，过往就有一些易装的男性性工作者去东南亚国家‘工作’，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有很多性工作者是朋友出去后发现价钱更高，被带出去的，这是一个会随着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的问题”。但郑煌也不否认性工作者近年来在境外数量增加与扫黄“多少有关”。
小林则认为，“中国性工作者去海外‘工作’，与内地长期的扫黄工作有关。如果性工作不是地下状态，这些人就不会选择出去，更喜欢留在安全和安定的本地”。
事实上，据这些民间组织掌握的情况，大部分性工作者在扫黄期间仍选择留在内陆，只是方式更加趋于隐蔽。蓝蓝介绍了同样的情况：“相较于去海外的，大部分人还是留在内地了，尤其是在低端场所的中年性工作者。
这些人从小都没有去过太多的地方，流动都是以‘朋友带朋友’的模式，她们害怕被抓，不敢独自行动，如果没有认识的人，她们连香港都不敢去。这段严打期间，有一个性工作者转去福建某市做了，因为相对于天津，那里收容制度执行并不严格。但是，她是跟着另一个在福建有朋友的性工作者去的。为了一起去，她还给这位性工作者掏了机票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