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文/潘绥铭
最近这些年，有一个洋词传入中国：生殖健康，说的主要是女人。这个词本身没什么错，女人的生殖健康也确实非常需要格外关注。我奇怪的仅仅是：女人就仅仅是生殖这件事才需要健康吗？她们就没有“性”吗？为什么她们的“性健康”就不那么受人关注呢？
我调查了这方面的情况，只是挂一漏万，还希望大家多多补充。
1. 害怕怀孕：性福的杀手
在调查问卷里的提问是：“有些女人，因为害怕自己怀孕，不大愿意过性生活。您自己在最近的12个月里，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呢？”回答情况如下：
显而易见，在最近的10年间，在18-61岁的女人中，由于害怕怀孕而不愿意过性生活的情况，在大幅度增加，到2015年已经超过四分之一。当然，其中那些年轻的、未婚同居的女人，害怕怀孕的也就更多一些。
那么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很不幸，这会极大地减少“性福”，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女人自己这方面来看，如果害怕怀孕，那么自己就会觉得性生活太多了，会觉得自己被勉强地过性生活也更多，会更加不舒服，更多地觉得男人的分泌物或性器官脏，乃至于更多地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更加要命的是，这会减少女人对男人的爱情程度！
其二，从双方性生活的角度来看，如果女人害怕怀孕，那么双方的性生活次数就会减少，假装性高潮就会增加，性/爱/婚的总体满意度就会下降。尤其是，你还别不信：双方打架都会增加的！
所以说，避孕，可不是不生孩子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了“性福”，男人们还是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吧。
2.担心妇科病：女性特有的焦虑
问的是：“在最近12个月里，您担心自己得各种妇科疾病吗？”
在2010年18-49岁的中国女性中，担心的占42.4%，可是在短短5年之后，2015年就增加到51.1%，增幅非常大。这种担心，不分年龄大小都差不多，只是在大城市和高收入的女人当中反而还更多一些。
但是最让人奇怪的是，说自己真的得过任何一种妇科病的女人却非常少，在2010年和2015年都不到10%。这不但远远低于医学界公布的妇科病比例，跟“担心得病”的比例相比也少太多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种妇科病的症状不那么明显，自己也很可能感觉不那么强烈，只有去医院检查才能最终确定。可是，虽然有一半的女人都担心，但是真去医院检查的人却并不多，因此被确诊的人也就很少了。
如果不幸患上妇科病，那么也与“害怕怀孕”一样，在许多方面都会危害“性”；不但会减少女人自己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双方的性福。
简而言之，中国社会应该更加努力地普及防治妇科病的知识，以便促进女人和男女双方的性福。
3.人工流产：人工制造的健康问题
在前30年那些强迫独生子女的悲惨日子里，人工流产对于女性的伤害是一个大忌口，就算私下里说一说，也最多说说对于女性肉身的伤害。可是，“性”呢？人工流产难道就不损害女性的性生活吗？
首先来看看，人工流产的各种情况：
从图里可以看到：在最近的10年里，在中国18-61岁的女性中，居然有接近一半的人，在一生中曾经做过人工流产。这个比例非常惊人，史无前例，举世无双，毫无疑问是强迫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恶果。
在调查之前1-2年里做过人工流产的女性，从2000年到2015年一直占到10%左右。如果换算为绝对人数，那么每年做过人流的中国女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远远超过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
人们都知道，越年轻的女性，做人流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在最近短短的5年当中，在18-29岁的中国女性当中，做过人流的比例出现了成倍的增加。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年龄段里女性，各种性关系在增加，出现了更多的不情愿的怀孕，或者不适合生育的怀孕，因此不得不做人流。
4.这些情况说了什么？
身体是自己的，女性的怀孕、分娩与哺育都发生在这个身体上，而这一切又都是运用自己身体所进行的性交所带来的。这就迫使女性不得不思考第一个问题：性与生殖，孰轻孰重？
在传统的中国，这个问题被“女性的生育工具化”给彻底湮灭了。女人被规定为“为了生孩子，才过性生活”。时至今日，一部分女人以“为了性生活，可以没孩子”来反击传统；但是大多数女人则是采用“时间差策略”来应对，就是“该性则性，该生则生”。可惜，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如此得心应手，因此才产生出本节所述的种种不良情况，尤其是“因为怕怀孕而逃避性生活”的比例，“曾经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在中国女性中居然如此之高，令人扼腕不已。
尤其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雷厉风行了整整35年，已经超出了1980年所承诺的30年的期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国策”，中国女性中的人流比例怎么会这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对怀孕充满恐惧？这才是纵无古人、横无同伴的中国特色。离开它，任何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议论，要么是“脑残”，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时下的中国女性不得不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身体与自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女为男用”的规训抹煞了对此的一切思考。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女人的身体只不过是男人的性玩具。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已经敢于实践“身体写作”与“身体表达”甚至“身体政治”。
本节所呈现的统计数字也揭示出：其一，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女性，远远高于报告自己得过妇科病的比例；其二，自报得过妇科病的比例，远远低于检测出来的妇科病的实际患病率；也就是说，很多女性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了。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目前为止的中国临床医学中，还没有意识到“妇科病”的定义，其实也来自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体验与感受，来自女性自己对于“妇科病”的认识与理解；更没有将之纳入医学知识之内。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女性仍然缺乏“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觉，因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无法把女性的自我加入到医学之中。
“性与生殖，孰轻孰重”与“身体与自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融汇起来，就成为第三个更整体化的问题：在女人自己看来，女人究竟是什么？
笔者不才，不仅无法给出结论，也无法做出预测，只能是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明天。
说到底，不仅女人，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切跨性别的、非主流的、被社会标定为异类的人们，一切“反常性行为”的实践者们，早早晚晚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才可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才可能有未来。
附录：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每五年一次，完成“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实地调查。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我们调查的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总人口，在2015年大约是9亿4千万人。我们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涵盖城市和农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因此具有95%的准确性，来代表这些人的总体情况。如果不是随机抽样，那么任何调查，尤其是互联网的调查，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调查地点，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3个县级地理区域里，其中城市社区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处完成50个问卷，2015年总计调查5136人，四次调查总计23,147人。
调查方法：派出4名调查员到当地，调查3天。一对一、同性别、在封闭的房间内，用笔记本电脑或上网手机来显示调查问卷，由被访者按键盘，独自回答。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调查方法。
调查内容涵盖了“性”的所有方面：社会背景、健康状况、社交与交友、恋爱与性爱抚、首次性交、婚姻或同居状况、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婚外性行为、“看黄”、网上性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总计至少68个最多192个问题。（原题《女性的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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