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学堂
文/贾勇
我受身边的大学生影响，忍不住浏览了一下他们所钟爱的《平凡的世界》，深感意外地发现：路遥笔下的爱情是理想化的，同时又是极其现实的。这岂不是很矛盾？于是又细读了一遍，觉得书中的爱情故事大有深意，其蕴涵之丰富远远超出了爱情的范畴。再三品读，终于悟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借孙氏三兄妹的典型艺术形象向世人曲笔阐发了他的爱情观——爱情是苦难中的奢望，是奋进中的失望，只有在新生活里才真正有希望。
孙氏三兄妹的爱情接力
当爱情遭遇到苦难生活，它纯粹是奢望。当爱情在奋进的路途上，它可能会是一个失望。然而随着生活逐年向好、社会渐趋和谐，与人为善、自强不息的人们终会实现龙凤呈祥的爱情理想。
田润叶之于孙少安：苦难中的奢望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孙少安，是穷苦农民孙玉厚的大儿子。田润叶向他求爱的时候，孙少安和父亲一样，是个穷苦农民。而田润叶的父亲当时是“双水村的主宰”，她二爸是“县上的大干部”，无论从家庭条件还是文化程度上说，双方都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少安没有勇气接受田润叶。在小说第一部第二十章，当少安收到田润叶“那张一目了然的纸条”（求爱信），他感到“突然福从天降”，但是“温暖而幸福的潮流很快就退潮了”，因为他知道自己配不上青梅竹马的“亲爱的润叶”——“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1]孙少安虽然深深地爱着田润叶，却连接受对方的勇气都没有，更不用说主动追求了！为使自己、也让润叶死心，他很快就迎娶了名叫秀莲的山西农民为妻。
田晓霞之于孙少平：奋进中的失望
孙少平是小说的另一主人公，是穷苦农民孙玉厚的二小子，少安的弟弟。田晓霞向他求爱的时候，孙少平是个揽工汉，而且总是在当小工，从一个工地到另一工地，漂泊不定。还是在晓霞的帮助下，少平成为一名掏炭工——没有正式编制的煤矿工人。身为省报记者的田润叶，她父亲田福军当时已经是地委书记，后来又很快升为省委副书记。无论从家庭条件还是文化程度上说，双方的社会地位、家庭环境都有着天壤之别，作家路遥也知道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发生，所以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让晓霞在洪水中为抢救他人生命而光荣牺牲。这样一来，自然就回避了一个问题：她与掏炭工少平的爱情究竟会不会有结果？晓霞死后，小时候和少平亲如兄妹的女大学生金秀也屈尊向少平求爱，而且还是在少平受了重伤、脸上落下一道伤疤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连少平本人都觉得不太可能，他当然没有接受。小说结尾是这样写的：“他（少平）远远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这里的明明、惠英，是已故的采煤班长留下的孤儿寡妇。此前，少平对“惠英”的称呼一直是“惠英嫂”，在小说结尾处却直呼惠英，作者的用意是不言自明了。
吴仲平之于孙兰香：新生活里有希望
在爱情上，孙兰香显然比她的两个哥哥幸运得多，因为她考入了“北方工业大学”，并且是在家庭状况大为好转的基础上和她的同学吴仲平两情相悦。吴仲平是个什么人呢？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的宝贝儿子！这样的爱情会不会有结果呢？从小说的倒数第三章可以看出，孙兰香和吴仲平的爱情已经明朗化，“关系”基本上确定下来。
表面看来，作家路遥在爱情上梦想着“攀龙附凤”，他让孙氏三兄妹都和领导干部的子女纠缠不清。但是如果往更深一层去想，对于出身寒微的有志青年来说，领导干部的子女或许象征着某种高度。无论我们怎样标榜众生平等，而在事实上，设若不同出身的青年同样具有自强不息的品质，那么无论从起点还是所能抵达的高度来说都是有差距的，这就是现实。出身于寒门的青年，渴望通过自身努力和家族奋斗获取真正意义上的与贵族子弟平等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揪心梦想也只有在新生活里才有变现的可能。
孙氏三兄妹爱情“三级跳”的象征意义
（一）爱情不可能脱离经济、政治而独立存在
路遥深深明白，现实终归是现实，正如他在《平凡的世界》里所说的：“豆角只能和玉米、而不能和小麦种在一块儿”。孙少安所处的那个时代，其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都决定了他在选择婚配对象时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平凡的世界里，“退而求其次”的婚姻时时都在上演，这还不只是门第观念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受自身条件所限，人们在择偶时总要考虑是否般配。既然婚姻由不得爱情来做主，“先结婚后恋爱”就会成为特定时代里一种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否则人类无法延续，遑论其他？
路遥在赖以成名的中篇小说《人生》里，也流露出同样的爱情观：爱情不可能脱离经济、政治而独立存在。生活在现实中的孙少安，当然无法超越传统的择偶观念。“很多羊都有可能爱上凤凰，但是很多羊中的大多数会忘记或压抑对凤凰的爱，转而去追求异性的羊”。像孙少安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才俊，当他在经济、政治地位极为低下的时候，即使有了爱情，那爱情也是“奢侈品”。就像张洁在《拣麦穗》一文中所叹惋的：拣麦穗的女孩子长大后，到了要出嫁的时候却发现，“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又有着多么大的距离啊！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孙少安和那些拣麦穗的女孩一样，尽管在爱情上有着命中注定的缺憾与忧伤，却只能匍匐于现实的地面而无法超拔。这不能责怪作家路遥，因为他写的是“平凡的世界”，而不是“不平凡的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是感性的，而婚姻是理性的，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是物质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精神的失败。这是灵与肉的分离，没办法，现实中能有多少人的感情从来不受经济社会的现实所压迫呢？可是问题在于：如果很容易就放弃自己的初衷，不懂得坚持本身就具有感天憾地的力量，感情的悲剧便是注定的。试想，一个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男子，因为配不上“极品美眉”就转而找个“次品”，还自欺欺人地认为“次品”也是“极品”，那么当他日后功成名就，配得上“极品”的时候又当如何呢？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路遥在写到少安成为农民企业家之后，让秀莲这个“家常女子”患上了不治之症，既回避了“糟糠之妻不下堂”，又否定了“男人有钱就变坏”。爱而不敢爱，这不止是孙少安个人的悲哀，也是苦难生活中所有平凡人的共同缺憾。于是，路遥便让孙少平和孙兰香承担起弥补这一缺憾的神圣使命。
（二）坚守爱情理想，终会美梦成真
路遥绝不甘心“退而求其次”。少安和少平的爱情，虽说同属无疾而终的悲剧结局，然而“各有各的不幸”。在小说第三部第九章，当身为省报记者的田晓霞“公私兼顾”地来到矿区“采访”孙少平的时候，少平一味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所有关于他和她关系的悲观想法，此刻都随着她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显然，相比少安，少平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勇敢而热烈的。当他得知田晓霞的死讯，他依然如期赶到和晓霞约定相会的古塔山后面，并且坚信“爱情将永存”。可见，少平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比少安“进化”了许多。虽然他也常常怀疑纯真的爱情会否有结果，可他还是接受了晓霞的爱。当整个社会行进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人们也开始关注、关照精神上的需求，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看这一问题，少平之于少安的进化是历史的必然。不过凡事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说少安的爱情悲剧在于灵与肉的分离，那么少平的爱情悲剧则表现为灵与肉的矛盾。
孙兰香见证了大哥、二哥的爱情悲剧，她不仅没有屈服于传统的门第观念，而且将“攀龙附凤”的精神发扬光大，以接力之势完成了两位哥哥的未竟心愿，变相地实现了“家庭梦想”。从小说的结尾看，她和吴仲平有望终成眷属，这是显而易见的。
从少安的不敢爱，到少平的敢爱却没结果，再到兰香有望美梦成真，孙氏兄妹循序渐进地走向了灵与肉和谐发展的美好境界。这就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借艺术形象而曲笔阐发的爱情进化论。又因为爱情并非这部史诗性著作的主题，所以它只能作为陪衬穿插于少安、少平的成长故事之间。令人叹服的是，路遥曲笔阐发的爱情进化论恰与孙氏家族的奋斗史、发展史步调一致。一个人的爱情观受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三观”通常是趋于一致的。在路遥笔下，抱定了自强不息信念的人们，就像骨髓里奔涌着永不绝望的热血，无论前进的道路有多么艰难，无论会遇到多少挫折，只要信念不灭、精神不倒，迟早会让平凡的世界不再平庸。
作者简介：贾勇，陕西西安人，硕士，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