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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同志身份的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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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邻国尼泊尔的同性恋者沉浸在喜悦中。他们国家的“蓝宝石协会”———珠穆朗玛地区最出名的反歧视同性恋团体,经过近10年的奋斗,同性恋终于在法律上获得认可。

而在中国长春,一位“同志”也开始了类似的征程。他鼓起勇气公布自己的身份,建立同性恋组织。他的理想就是“同志”最终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

带着同伴步入了大厅,迎接他的是各种“长枪短炮”和镁光灯,随后,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纷至沓来。这个中年男人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很坦然的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的事实,并回答各种难堪的问题。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同志’,大家都知道了。”

2008年4月17日, 终身难忘。这天上午9时30分,他作为长春市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在3位年轻同性恋者的陪伴下来到新闻发布现场,公开了自己的一切隐私。

并不孤独,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春一地就有5万左右的“同志”;但 却非常无助,别的“同志”可以将身份巧妙的隐瞒,而他却独自曝光在社会中。

“断臂山”

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他说:“那天跟我去的3个人,年纪都小,家里又不知道,这对他们也是保护,而我都已经离婚了,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在此后的一周时间内, 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周围的人知道他的身份后,也多表达支持与鼓励。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韩俊江和 早就很熟悉了,2007年他申请了国务院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MSM(男同性恋),一直在长春搞调查和研究。

韩俊江对本报记者说:“ 对于自己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太多掩饰。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接受邀请给我的研究生上课,有人关注、有人麻木。后来 公布真实的身份后,大家的反应也是这两种,总体而言,我周围的长春人多是表示宽容和理解。”

韩俊江对于 的举动也是非常支持,他说:“去年艾滋病感染者中,‘同志’的比例上升到12.2%,之前都是1%、2%,最多4%。比例这么高,上升这么快,值得我们警惕。所以我们要求宣传戴安全套,要使用润滑剂,而 的举动无疑是对社会有益的。”

而长春整个城市都表现出对 的尊重,韩俊江说:“ 的事情我周围的人都知道,大家乍一看很吃惊,但是一解释,大多数人还是能接受的。我们长春这有专门的‘同志’酒吧,很大,有300多平米,还有专门的洗浴中心,外界对他们也尊重。”他将原因归结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东北独特的移民文化。

但 并没有如此的乐观,当他的新闻被转载到各家论坛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歧视评论。他说:“我知道,关于我的新闻现在满世界都是,里面有支持鼓励也有歧视和人身攻击,但我从来不去看,看那些对自己毫无帮助。”

早在青年时期, 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他很熟悉人们对于“同志”的真实想法,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或许会表现出对你的宽容和尊重,但内心不会将你归为同类。长春很开放?你错了,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会对‘同志’开放。”

看过电影《断臂山》,他说同性之爱也是真实存在的,甚至更加轰轰烈烈。李安在获奖感言中也说:“电影的力量改变了我们一贯的思维方式。”但即便是在美国,《断臂山》在院线放映时也是屡遭抵制和挫折:该片仅在全美683家影院上映,票房收入也不过3000万美元。美国的保守派和宗教团体曾发动6万人联名抵制《断臂山》冲刺奥斯卡,而最为保守的犹他州电影院则干脆禁止上映该片。

“同志”就业

2007年, 到大连学习,这次学习让他非常震惊。那里的“同志”群体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同志”产业实体,组建了一个旅游公司,组织刚毕业的“同志”做导游。这曾让 非常兴奋。

社会对于“同志”的歧视并不只带来心理的压力,也会带来非常现实的影响。比如,许多同性恋大学生面对就业非常困难,由于其女性化的形象,使他们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在长春市,同性恋群体分为“男同”和“女同”,根据 的调查,以“男同”数量居多,这些人群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大学生占据了很大比例。

说,根据他手头掌握的数据,现在长春市的同性恋人群年纪已经趋于年轻化,其中以大学生居多。他们沟通的主要途径是网络,长春市同性恋人群有自己的“同志网站”和“同志QQ群”。如果像大连那样,在长春建立“同志”人群自己的产业那会怎么样?会让多少“同志”免于痛苦?

41岁的 是“过来人”,能够理解年轻的大学生“同志”的苦楚。年轻的“同志”最怕家长逼婚,履行传宗接代的责任本无可厚非,可是因为清楚知道自己是“同志”,如果结婚不仅自己痛苦,同时也会给对方造成心灵和身体的创伤。与 同来出席发布会的一位相貌清秀的年轻“同志”说:“我怕父母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如果最后被逼无奈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害怕自己的孩子成为‘同志’。因此我老早就搬出来住了,我不敢见父母,不敢想未来,过一天算一天吧!”

在27岁时结婚,在此之前有过无数次的彷徨,他知道自己喜欢的生活是什么,可是父母期望儿子成家的想法让他无法坦白一切,最终他屈从了世俗的压力,和一个认识两个月的女人结婚,并很快有了自己的儿子。 回忆说:“当时是邻居给介绍的,我们没有多考虑就结婚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怎么办,不像现在,可以通过网络什么的交流。我从吉林老家搬到长春十年了,做建材销售生意,收入不错。当时也想挣钱维系这个家,想过一般人的生活,在外界看来我算是很幸福的,但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已婚的“同志”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他们承受着家长、妻子、孩子、单位、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但他们为了使自己得到同性的那份爱,在暗地里和“同志”交往,发生性行为。他们感到在道德和心理上,对妻子都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但是原始的欲望又使得他们没有办法。

许多已婚的“同志”在心灵的煎熬下,最终选择自杀。 没有自杀,但他那段勉强的婚姻以失败而告终,如今前妻杳无音信,十多岁的儿子在爷爷奶奶身边。

从大连回来后, 感慨万千,他觉得建立一个属于“同志”自己的空间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试水

回长春后,结果给 迎头浇了一盆凉水,虽说当地有一些专供“同志”消费的酒吧,没有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所谓的“同志”产业上,更多的人宁可隐藏在黑暗中,也不愿意面对现实。

当地心理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来倾诉的同性恋者很多,但都是在思想最混乱的时候寻求帮助,一旦情绪平静下来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社会角色中,没有人愿意支持 的设想。”

但 还是迈出了第一步,2007年5月7日, 创办了吉林省首家“同志之家办公室”———爱心宏联工作组。除了他自己的积蓄,一家国际NGO(非政府组织)组织也愿意提供支持。因为是刚起步, 在第一年的工作是定期组织同性恋者进行性安全知识培训。

说:“‘同志’是生活在社会的角落里的,不敢面对社会的,有的人心理压力很大。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宣传在预防疾病的同时让同志人群也能很好的面对人生,每个月都要做几次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培训活动。也不只是宣传安全套的使用,还有艾滋病一些相关的知识的培训,这样使一些人了解了艾滋病的知识,让他们向他们周围的人在做宣传,我想把‘爱心宏联’办成具有高素质的NGO组织。”

现在, 一个月的可用资金只有1万不到。

尽管杯水车薪,但是 的“爱心宏联”还是坚持了一年多,参加培训的“同志”有一千多人。如今,“爱心宏联”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30余人,其中十多人经常参与工作组常规工作,由 及五名志愿者组成核心小组,对工作组的一切事务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 在当地的“同志”人群中也颇有声望,成为许多“同志”的倾诉对象。

说,不管是他公布身份还是做“同志”培训,都是计划的一部分。让“同志”人群树立健康的形象,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在 的感召下,长春又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其中一名大学生创办的名为“五朵金花”的大学生“同志”群体也是受到好评。

代价

但 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的隐私已经被曝光。4月17日的发布会现场, 在种种怪异目光的注视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但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我被迫结婚了,还生下了一个男孩,在别人的眼中我事业有成,家庭幸福。面对人们赞许羡慕的目光,我曾经希望强制自己改变性取向,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感到发自心底的渴望,一看见相貌清秀的男子,就有想亲近的强烈想法,最终我又和‘同志’伙伴取得了联系……”

在西方,早在1898年到1908年这十年间,关于同性恋这一问题的出版物就达到1000多种以上,从20世纪开始,同性恋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所认可。根据德国著名性学创始人,“第三性”理论的首创者和同性恋现象最早研究者赫兹菲尔德估计,同性恋及双性恋这两种人要占到全部人口的1%—5%。

“同性恋者都害怕艾滋病,但又不能不发生性行为。” 说,“现在社会上许多人一提起同性恋,就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其实同性恋不是艾滋病的代名词,只是高危人群之一,是艾滋病的受害者。”

说:“今天我们4个人来到这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公开身份,但他们三个人的到来,对我是极大的支持,我们就想通过媒体呼吁社会对我们包容和理解,就想告诉大家,同性恋者除了性取向以外,都和其他人一样,请不要歧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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