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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愿意和你一起胖的人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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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飞饼是两个人。两个曾经是情侣的人。
  
  男的肤色比较黑,头发是自来卷,常被朋友笑话像阿三,所以叫印度。女孩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俩人好得形影不离,总是手拉手出现,被人叫飞饼。
  
  绰号是大刘起的。那个时候印度飞饼文化还没有深入中国民间,大家都想象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饼吃了能让人飞起来。曾经在中学时同父母游历过阿三故里的大刘便得意地跟我们描述印度飞饼的味道,据他鉴定,那是阿三民族里惟一适合我中土大胃的东西。
  
  印度飞饼我们没吃过,但我们知道印度和飞饼绝对是俩极品吃货没有错。
  
  印度和飞饼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都胖,两个人加在一起重量足有三百斤,走起路来圆滚滚的气势都很相似。又比如眼睛都小,一笑起来脸上都有小酒窝,赤裸裸的夫妻相。
  
  不过俩人最大的共同点,还是体现在吃上。两个嗜吃如命的人,一谈起美食便眼睛放光,用后来微博上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俩人手牵手奔赴餐馆时脸上漾起的幸福笑容,感人程度不亚于婚礼。
  
  俩吃货的认路坐标全凭吃,西安的道路规划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张美食地图。从南湖的牛排到翠华路的肉夹馍到南门乐乐的香辣肉再到北大街某大楼里的意大利私房餐厅,只要西安市有好厨子的角落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路。
  
  朋友们每每笑他们胖,俩吃货不约而同把肚子挺一挺,回道:“我们不是胖,只不过肉体生来比较有良心。你每天吃那么多还不长肉,对得起那些为你死去的猪鸭鱼羊吗?”
  
  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起男女朋友间那点感人的事。
  
  印度满脸幸福地说:“飞饼每个周末都给我做饭吃啊!我家飞饼做的咖喱牛肉、蒜香牛舌、香草烤蒜、玻璃肘子、干煸脆笋……都是最好吃的。每次周末我看着飞饼系着围裙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哼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感动。”印度咽了咽口水。
  
  飞饼难得的羞涩一笑,道:“有次我半夜三点饿醒想吃烤肉,印度骑着电动摩托出去到处找也没碰见有卖的,后来他逮着个正要收关的夜摊,把人家剩的一点生肉串都买回来,在阳台上架着炉子给我烤来吃。当他把肉串端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要嫁的一定就是这个人了。”
  
  李山说了声“我去”。李小荷掏出镜子补妆。三宝和楸楸笑得东倒西歪。大刘一手搂着沈青,一手拿根筷子敲敲碗,喊道:“你们敢来点浪漫的吗?”
  
  飞饼说:“有啊。我们默契程度非常高,好多次我想吃什么,才说了前半句,他就把后面的话接出来了。有天晚上,我们都睡下了,突然同时想吃酸菜鱼。可是那天家里冰箱里只有鱼,于是我们就一起出门去找二十四小时营业店买酸菜料包。我们手牵手走在没有人的路上,所有路灯都照着我们俩,夜风一吹,好浪漫!”
  
  大家集体翻了个白眼。李山痛心疾首地说:“能聊点有意义有追求的吗?比如说……你们俩就没干过仗吗?”
  
  有,有,有。两人小鸡似的点头。
  
  “我说老潼关家夹肉的馍是最脆的,她非说翠华路那家牙子更脆。还有回民街那块儿的韭黄牛肉煎饼,她非说西羊市那家的要比大皮院的更好吃……”印度义愤填膺。
  
  “你们评评理,牙子和白吉馍哪个会更脆?西羊市的煎饼明明比大皮院的味道好太多了好吗?!还有回民街口那个石榴汁和甘蔗汁,印度你有脸再当大家面评评……”飞饼一拍桌子,怒目横眉。
  
  等大家吃完饭散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俩人还在那里吵得热火朝天。
  
  大家都觉得这对吃货是情侣里头最具烟火气的一对,都存着红包等着吃他们的结婚喜宴。别的不说,就这对吃货对吃的执着和严谨程度而言,他们的结婚饭绝对是场可期待的盛宴。那话叫什么来着,舌尖上的婚礼!
  
  但事实常常告诉我们,现实总是有悖想象的。临时凑对的往往一不小心就白头了,那些交颈的鸳鸯后来多半都失散了。
  
  事情从印度的爸爸突然查出喉癌晚期开始。
  
  印度赶回重庆老家服侍了老爷子两个多月,就披上了麻白孝衣。葬礼上,印度泪眼婆娑地送走了他爸,随后就被他妈叫到了房里谈话。
  
  他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希望他这个独子能回重庆,留在家乡,留在她身边。
  
  其实回重庆这件事印度抗争了很多年。印度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直留在西安工作,开始是因为年轻爱自由,想自己闯一闯,后来则是因为遇到了飞饼。飞饼是地道的陕西娃,父母家就在离西安市不远的咸阳,也是家里的独生女,早就答应过了父母不远行的。
  
  看着遽然变成孑身一人的老妈在自己面前老泪纵横,印度这次再也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印度和飞饼就这样分了手。
  
  刚开始,飞饼还很愤怒。她化愤怒为食欲,一天拉着女朋友们胡吃海喝。
  
  火锅、私房菜、胡辣汤、肉夹馍、牛羊泡馍、葫芦头、川湘小炒……酒肉心中过,愤怒入肚肠。
  
  有时深更半夜飞饼也把我们叫出来,坐在对面一边抽泣一边吃喝点评厨子手艺。吃多了,就心满意足地瘫在靠椅上,开始咒骂印度没良心没责任感不像个男人所有承诺都是放屁。
  
  如此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退避三舍。李小荷一脸苦相地说:“真的不能再吃了,油太大,我最近隔三岔五闹肚子,都快虚脱了。”沈青哀求:“大刘说我都胖得没腰了。”我见势不妙,赶紧跟上大家的诉苦节奏:“飞饼,你同情同情我吧,我的裤子裙子最近全小了,我几年买的衣服都没最近多,再吃下去我就要直奔大码店了!”
  
  飞饼瞥我们这群没义气的女人们一眼,悲愤地将一大块毛氏红烧肉填入嘴中。
  
  几周之后,飞饼不再吆喝我们出去吃饭了。不仅不吆喝我们,她自己也没了吃的心思。
  
  刺激她的不是我们几个,是印度。
  
  印度回重庆不久,就在他妈的安排下去相了几回亲,最近要和一个姑娘订婚了。据说那姑娘深受印度他妈欢心,一同上街时印度他妈总拉着姑娘的手,见熟人就笑容满面地介绍这是她家儿媳妇。
  
  听闻了这些,飞饼沉默了些天,出关之后开始像变了个人。
  
  她不再骂印度了,也对吃这件热衷了二十余年的事突然丧失了兴趣。
  
  飞饼的馋就像一条被割离身体的阑尾,在和印度分手的这一年突然就离开了她。
  
  飞饼不再四处找美食,大家拿好吃的引诱她她也无动于衷,一起出去吃饭,飞饼象征性地吃了几口便不再下箸,搞得同桌吃饭的人都有些意兴阑珊。
  
  我、李小荷、沈青都有些后悔,在飞饼还能借着吃东西疗伤的日子,没有陪她痛痛快快地吃下去。
  
  飞饼也开始接受身边人为她安排的相亲了。
  
  相亲对象里,常常会有人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跟她说:“你挺胖啊。”飞饼笑眯眯答:“是啊!”等到离开以后,飞饼就将那些嫌她胖的人拉入黑名单,再也不联系了。
  
  和印度在一起的时候,飞饼觉得只要自己不嫌弃自己,胖也可以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在印度离开之后,飞饼发现自己不能做一个快乐的胖子了,世界对一个女胖子充满了恶意。
  
  其实飞饼不用悲伤。在丧失了食欲之后,飞饼一直都在变瘦。
  
  因为基数太大,半年之后她才告别了胖子界,瘦成了人群中一个身形不会引人注目的姑娘。再过半年,飞饼就成了我们所有朋友里最瘦的姑娘了。
  
  瘦下来的胖子果然是励志的,所有人都诧异地发现,飞饼其实有着尖下巴、小葱鼻和一双根本就不小的好看眼睛。飞饼居然是个那么美那么美的姑娘!
  
  以前印度说飞饼美的时候,大家只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等到瘦成一棵细柳的飞饼长裙娉婷地走到大家面前时,所有人都看见了曾经只有印度了然的美。
  
  美女的相亲就变得很轻松了。不用相亲,路遇搭讪的就很多。
  
  飞饼慢慢也有了大美女都有的矜持,不多话,多半时间沉默,偶尔微笑。有几次,飞饼把自己曾经的照片取出来,给那些对她穷追不舍的男人看,她问:“这是我妹妹,你喜欢吗?”
  
  三宝和楸楸婚礼的时候,飞饼多喝了几杯,李小荷开车送她回家。飞饼把身体软软地瘫在后座上。李小荷一边开车一边问她:“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
  
  飞饼醉眼迷离地伸出手指,在空气中勾画一个轮廓,说:“一个愿意和我一起胖的男人。”
  
  二〇一一年,飞饼在翠华路开了家私人订制蛋糕店。
  
  同年年底,印度在重庆奉子成婚。
  
  李山和大刘开车去参加了印度的婚礼,飞饼让他俩捎去了一个红包。红包里是张卡,里面有俩人在一起时的一点共同存款。红包封盖的内侧写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牙子就是比白吉馍好吃。
  
  印度结婚那天,飞饼的蛋糕店橱窗里推出了一款特价婚礼蛋糕。四层高的浅蓝色蛋糕上镶满了绣球花瓣,很美。就是上面站着的奶油新郎新娘都圆滚滚不合常规的胖,看上去蠢萌蠢萌的。
  
  后来,印度回西安办过一次事,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喝了个茶。没有人叫飞饼,都知道叫了她也不会来。
  
  印度也瘦了很多,瘦得我们有点不太认识。他已经不是那个一提吃就流口水的馋胖子,似乎比我们都更快一步地变成了稳妥老成的中年人。
  
  那间茶楼的老板大概被人逃单逃怕了,交待服务员要提前买单。印度抢着付账,打开的钱包里露出了妻子和儿子的照片。他儿子在那里甜甜地对着大家笑,小脸上聚集了爸妈的全部优点,长得真漂亮。
  
  没有人提起飞饼。
  
  印度还是见了飞饼。离开西安前,印度让李山开车带着他去了趟翠华路。他让李山把车停在飞饼的蛋糕店对面不远处。他坐在车里,一直盯着玻璃橱窗后面忙碌的飞饼的身影看。
  
  那天飞饼穿了件薄荷绿的长裙子,纤细的身形摇曳在明净橱窗后面,很动人。
  
  一直到身上的小半盒烟都抽完了,印度才轻声跟李山说:“走吧。”
  
  在车上,李山心里还在想,看见前女友在自己离开后突然变成一个大美女,印度肯定后悔吧,换哪个男人多少都会后悔的。
  
  然后,李山就听到了印度叹气的声音。印度说:“飞饼怎么那么瘦,还是胖点好。”
  
  印度说那句话时的声音特别轻,像盖了很多床棉被的伤口,掩着,捂着,听起来还是那么疼。
  
  也正是在二〇一一年,印度飞饼突然在古城莫名流行开来。
  
  湘菜馆、海底捞、小苏塘坝鱼……和印度有没有关系的餐厅一夜之间都被印度飞饼占领。一时间,走到哪里都见白衣厨子含笑走来,声势浩大地表演一张大饼在一桌人头顶飞来飞去的杂技。
  
  我们把每种口味的飞饼都尝了一遍,味道还不错,但没有大刘说的那么神奇。
  
  飞饼从来不点印度飞饼,因为开蛋糕店的缘故,她现在非常不爱吃甜食。
  
  而每一次在餐厅里遇到头顶有张大饼在飞来飞去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飞饼和印度。
  
  想起那一对胖乎乎的情侣坐在大家面前笑得甜蜜知足的样子,一样眯到快没缝的弯眼睛,一对连位置都相似的清浅酒窝;想起印度描述飞饼周末在厨房做饭时的幸福,也想起飞饼说到“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要嫁的一定就是这个人了”时的笃定;想起飞饼醉躺在李小荷车上说“想找的是个愿意陪她一起胖的男人”时的温柔和无助;也想起印度在李山车里的那一句无奈而疼痛的叹息。
  
  曾经说好的天涯海角后来都在,只是与当初的他们再无瓜葛。
  
  他们的故事业已谢幕,在多情的记忆里和冷漠的现实前,喜乐疼痛早已被当事人深埋。能够肆意为那一场场拥有与离别落泪的,从来都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别人故事的旁观者。经由别人,路过自己。在别人的故事里掬一把自己的热泪。
  
  餐厅师傅的大饼还在我头上飞,我们这一桌人都傻傻仰着头。
  
  那团雪白面饼,飞碟一样,在厨师的高举过头顶的手指尖灵巧穿梭,上下飞舞,赢得客人们的满堂喝彩。最终它还是要离开那双它熟悉的手。
  
  食物终要离开厨子。飞饼最终离开印度。
  
  这世界山长,水长,所有分别的人都还在。只是最初那个愿意和你一起胖着浪荡人生的人,他躲入人群,不见了。
  
  文/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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